最早听说“里斯本丸”号，是在2014年。一次出海时，我偶然听说这艘沉船一直未被精准定位。我出身地球物理专业，多年从事海洋探测类工作，出于一种挑战的心态，我想要找到这艘船。
随着船只定位过程不断深入，我更加了解这段历史。1942年9月底，押送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从中国香港出发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该船行驶3天后，在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沉船时刻，英军战俘跳海逃生遭遇日军扫射屠杀，东极渔民冒死营救。历时25小时，“里斯本丸”号最终沉没。
在定位接近尾声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生命就像一个个被尘封的秘密——我想将他们挖出来，听听历史的回响。这，是我拍摄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初衷。
为弄清“里斯本丸”号沉没前，上千名青年战俘究竟遭遇了什么？我们在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刊登寻人启事，最终找到380多位亲历者的后代，收集了上万张历史照片，并面对面采访了130多人，包括3位当时已近百岁的事件亲历者——皇家苏格兰军团二等兵丹尼斯·莫利、米德尔塞克斯军团二等兵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曾参与救援的中国渔民林阿根。
“当时，如果中国人不来，我们就会全部丧生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莫利双手微微颤抖，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后怕。他对我说，那些中国渔民可能不知道，他们实际救的人比他们以为的还要多很多。这段讲述也令他的女儿丹尼斯·维尼倍感震撼：“中国渔民是英雄，如果不是他们赶来救援，我父亲就不会活下来，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枪林弹雨中，中国渔民先后出动小船46艘65次，救起384名英军战俘。在乡亲们的带领下，当时17岁的林阿根划着小舢板从早上8点救到中午，一共救起了8名战俘。
“我当时正朝着岛的方向游，看到岸边有很多岩石，还想着怎么爬上去，下一秒就看到一艘小船。”提到中国渔民的慷慨相助，班尼菲尔德的眼中仍然闪烁着热泪，“我感谢中国渔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即便日军可能因此摧毁整个村庄。”
遗憾的是，电影还未公映，3位亲历者相继离世。幸运的是，在历史的最后窗口期，抢救性采访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之于众。
这部电影也挖掘了人性的另一个层面——在极端环境下，人们如何作出道德判断？这种判断是否会受到现实困境制约？对此，中国渔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看到英军战俘衣服湿透，赤裸身体，他们主动送上衣服、热水、饭食；当时岛上没有多少农田，渔民常年半饥半饱，但为安顿获救战俘，他们倾尽所有。即便如此，再次提及这段历史，林阿根和很多渔民后人只觉得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中国渔民毫不犹豫、不计生死的人道主义精神，跨越时空，烛照人心。2020年，林阿根去世时，许多英军战俘后人发来唁电：“他为世界留下的遗产，包括勇气、英雄主义和一个人在面对人类最残暴恶行时所能施与的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愈加厚重：它不仅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独家记忆，也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挖掘“里斯本丸”号沉没历史的过程，也是一次跨越国界的合作。
史海钩沉，第一棒由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班纳姆完成，他的著作《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为这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作为电影人，我完成了第二棒，将这些素材进行视觉化呈现，让这段历史可观可感。现在，第三棒交到全球观众的手中，在观影过程中，他们对战争、对人性的感悟与反思会形成全球性共鸣，这种共鸣让各国共同维护和平成为可能。
中国渔民和英军战俘之间的故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哪怕在最危急的困境中，人性中共通的善意仍不可磨灭，不同国家的人民仍能携起手来，为彼此提供温暖和依靠。
（作者为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导演，人民日报记者李欣怡采访整理）
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拍摄现场。
英军战俘后人与林阿根（前排老者）、中国渔民后代见面。
“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复原图。
以上图片均为方励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