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是从我们镇子的肚皮上生生碾过去的。两根冰凉的、泛着幽光的平行线，把镇子切成两半，一边是低矮的、冒着黑烟的家，另一边，还是冒着黑烟的家。偶尔有绿皮火车像一头疲惫的巨兽，嘶吼着碾过，整个镇子便跟着颤抖，窗户纸哗啦啦地响，桌上的搪瓷缸子会自己挪动半步。火车过后，空气里便长久地悬浮着一股铁锈、煤渣和远方带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腥味。我们镇上的人，闻着这股味儿长大，也闻着这股味儿老去。
一九九几年的光景，日子像镇口那条总也流淌不快的小河，浑浊，黏稠。太阳出来，就把河边的青石板晒得发烫，女人们蹲在石板上捶打衣服，棒槌声又闷又重，像是给这沉闷的白日敲着丧钟。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散不去的潮气，混着水草腐烂的味道，还有各家厨房里飘出的、带着铁锅腥气的油烟味。墙角、石阶缝里，甚至晾着的衣裳边缘，都爬着一层绿茸茸的霉斑，用手一捻，是滑腻腻的凉。
父亲是镇上国营机械厂的八级钳工。他有一双布满老茧和铁屑划痕的手，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走起路来，鞋底总像是粘着厚厚的泥土，踏在水泥地上也是沉闷的“咚、咚”声。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像厂里那台生了锈的冲床一样沉默着。他最快活的时候，是端着那个掉了漆的绿色军用搪瓷缸，里面泡着浓茶，缸体上“赠给最可爱的人”的红字已经斑驳，他一边小口啜着滚烫的茶水，一边眯着眼看我做作业。那时，他眼里会有一种难得的光，像是被炉火映亮的。
那把铁锤，是他吃饭的家伙。锤柄是油亮的枣木做的，被他的手汗浸得深红，锤头沉重，闪着乌钢的冷光。他用它敲打烧红的铁块，叮叮当当，火星四溅。他说，好铁匠，听声儿就知道力道使没使匀。那把锤子，像是他手臂的延伸，是他身体里最硬的那一部分。
母亲的影子总是在灶台边晃动。她很瘦，背有点驼，像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她的头发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随意地束在脑后，总有几缕挣脱出来，垂在汗湿的额角。她走路很轻，几乎没有声音，像一片被风吹着的、快要落地的叶子。家里有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镶在剥落了红漆的木框里，挂在堂屋的墙上。母亲每天早晨和傍晚，都会站到镜子前，仔细地抿一抿鬓角，或者只是怔怔地望着镜中的自己。镜子里那张脸，眼角有了细密的皱纹，皮肤因为油烟和操劳而显得暗黄，但隐约还能看出年轻时的清秀轮廓。那是她一天中为数不多的、安静地面对自己的时刻。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凶。知了从一大早就开始声嘶力竭地叫，把空气都搅得滚烫。父亲那几天格外沉默，常常坐在小板凳上，对着墙壁一抽就是半包烟，劣质烟草辛辣的气味弥漫在屋里，呛得人咳嗽。厂里的风声越来越紧，先是说南方来了好多私人开的厂子，机器比我们的新，出货比我们的快，后来又说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铁疙瘩。镇上的空气里，除了往常的铁锈和潮气，又多了一丝惶惶不安的味道，像暴雨来临前闷得人喘不过气的低气压。
出事的那天下午，天阴沉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直接扣在镇子的屋顶上。没有一丝风，空气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父亲很早就从厂里回来了，脸色是铁青的，一句话也没说，径直走到院子里，拿出那把铁锤，坐在石阶上，用一块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锤头。他擦得很慢，很仔细，仿佛那不是一把工具，而是什么易碎的珍宝。锤头在他反复的擦拭下，反射出暗沉沉的天光。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锅碗瓢盆发出的碰撞声比平时更响，更脆，像是憋着一股无名火。我坐在门槛上，假装看书，眼睛却一直瞟着院子里的父亲。他的背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坚硬，像一块铸铁。
突然，父亲站了起来。他把油布扔在石阶上，提着那把铁锤，一声不吭地往外走。
“你又要去哪里？”母亲从厨房里探出身，声音尖利。
父亲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他的脚步比平时更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心上。
我鬼使神差地站起来，跟了出去。母亲在身后喊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停。
父亲没有去工厂，也没有去任何熟悉的地方。他径直走向了那两根横亘在镇子上的铁轨。天色越发暗了，远处传来沉闷的雷声。铁轨在晦暗的光线下，像两条通往虚无的路径。
他走到了铁轨中间，停下。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浑身血液瞬间凝固的动作——他缓缓地、几乎是带着一种仪式般的庄重，躺了下去，把身体尽量地伸直，横在那冰冷的、承载着时代重量的铁轨上。他把那把沉重的铁锤放在胸口，双手轻轻搭在锤柄上，像是在安抚一个睡着的孩子。
我躲在一丛疯长的蓖麻后面，心跳撞得肋骨生疼。我想喊，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发不出一点声音。
时间仿佛停滞了。只有远处的雷声，一声近过一声。然后，一种低沉的、从地底传来的震动开始了。震动越来越强，铁轨开始轻微地颤抖。一束刺眼的光划破了昏暗，紧接着，是那头钢铁巨兽撕心裂肺的汽笛声。
火车逼近的风压先到了，吹得我几乎站不稳。巨大的轰鸣声瞬间吞噬了世界。我只看到那节绿色的车厢带着无可阻挡的气势碾了过去，那么快，又那么慢。我听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被碾碎的声音，不是骨头碎裂的脆响，而是更沉闷的、混杂着金属扭曲和某种坚硬事物最终屈服的“噗嗤”声。
火车咆哮着远去了，留下震耳欲聋的寂静和漫天飞扬的尘土。铁轨上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那把铁锤，被震得滚到了一边，枣木的锤柄断成了两截，锤头孤零零地躺在碎石砟上，沾着一些无法辨认的暗色污渍。
我站在那里，像一尊被浇铸在原地的泥塑。没有眼泪，没有喊叫，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然后，我慢慢地从蓖麻丛后走出来，走到铁轨边。那股熟悉的铁锈和煤渣味混合着一种新鲜的、令人作呕的血腥气，钻进我的鼻腔。我弯下腰，捡起了那半截锤头。它很沉，冰冷，边缘还残留着扭曲的毛刺，硌着我的手心。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屋里一片死寂。母亲坐在堂屋那张冰冷的小板凳上，面对着墙上的那面椭圆镜子。镜子完好无损，映出她僵直的背影。
然后，她站了起来，拿起灶台边切菜的斧子，走到镜子前。她没有尖叫，没有哭泣，只是举起斧子，用一种近乎平静的、使出全身力气的动作，砸向了镜中的自己。
“哐啷”一声巨响，镜子碎裂开来，无数个破碎的、扭曲的母亲在碎片里看着她。她一下，又一下，把那些碎片砸得更碎，直到墙上只剩下一块斑驳的、带着尖利边缘的印记，地上铺满了亮晶晶的、像冰凌一样的玻璃渣。她扔下斧子，喘着气，低声说：“再照不出人样了。”
那个晚上，镇上的人都听见了我家传出的、持续不断的、玻璃被碾碎的声音。
后半夜，雨终于下了起来，哗啦啦地敲打着屋顶和窗户。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手里紧紧攥着那半截冰冷的锤头。那锤头硌着我的掌心，像一个烙印，一段无法丢弃的、沉重的记忆。
雨声中，我爬起来，穿上衣服，摸黑出了门。雨水瞬间浇透了我，冰冷刺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机械厂那高大的、锈迹斑斑的铁门前。门上挂着一把硕大的、同样锈迹斑斑的铁锁。我看着那把锁，就像看着一只沉默的、看守着过去时光的野兽。
我从地上摸起一块半截的砖头，走到铁门边，找到了那处松动的门栓。我把那半截锤头塞进缝隙里，用砖头砸着锤头，一下，两下……我的胳膊因为用力而酸痛发抖，冰冷的雨水糊住了我的眼睛。铁门发出沉闷的、痛苦的呻吟，终于，那把锈锁“咔哒”一声，连同门栓一起崩开了。
我闪身进去，熟门熟路地摸向父亲生前所在的那个车间。车间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混合的、熟悉的气味。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我看到了墙上工具挂板上，那把孤零零的、断了柄的铁锤旁边，静静躺着的另一把——那是父亲的备用锤，一模一样，枣木柄，乌钢头。
我走过去，把它取了下来。
沉甸甸的锤子落入掌心的那一刻，车间外的雨声似乎都远去了。我握紧锤柄，那光滑的木质触感仿佛还带着父亲手掌的余温。我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注定要与我一同流浪的孩子。
我抱着它，走出了车间，走出了工厂的大门，重新投入那漫天的大雨之中。雨水冲刷着小镇的每一片瓦，每一块砖，冲刷着铁轨上已经干涸的痕迹，也冲刷着我脸上不知何时流下的、滚烫的泪水。我知道，从这个夜晚开始，有些东西彻底结束了，而另一些东西，正带着铁锈和雨水的冰冷气息，在我稚嫩的肩膀上，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