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迎来新旧交替：金立群卸任，邹加怡接棒
202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将迎来首任行长金立群的卸任，由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接任。金立群自2014年起牵头筹建亚投行，并于2016年正式出任行长，其十年任期贯穿了全球地缘政治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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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上任时，全球化仍是主流趋势，中美关系尚未全面对峙。如今，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受挫，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国际格局剧烈变化。然而，亚投行成员已扩展至100多个，涵盖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也包括印度、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分歧的经济体。作为由中国倡议设立并持股约26%的最大股东国，中国在该机构中的角色备受关注：亚投行能否保持中立？多边主义是否仍具生命力？
面对质疑，金立群始终坚定支持多边合作。“我很难理解单打独斗的做法，”他在接受《财富》专访时表示，“如果国家间希望开展贸易与投资合作，却不遵守普遍认可的规则，协议如何达成？”他强调：“多边主义是永恒的命题。”
中国为何创办亚投行？
亚投行成立于2016年，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寻求更高效运用外汇储备，同时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尽管其资产规模为660亿美元，远低于世界银行（4110亿美元）和亚洲开发银行（1300亿美元），但这是中国首次主导设计的全球性治理机制，标志着其在发展融资领域尝试确立领导地位。
2014年，随着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加入，筹建工作正式启动。2015年英国率先加入，引发国际震动，随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相继跟进。然而，美国和日本选择缺席。当时奥巴马政府担忧亚投行在治理结构和环境标准方面难以达到“高标准”。
对此，金立群回应称：“他们不加入，我们并不介意。我们仍与美国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以及日本企业保持密切合作。”他认为这正体现了亚投行的中立性和非政治化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的设立本身是对美国早年倡议的回应。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鼓励其维护现有国际体系。但二十年后，美方却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视为威胁，担心其重塑国际机构以服务自身利益。
金立群对此表示不解：“中国已是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也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出资方之一，但人均GDP仍低于许多国家。这恰恰说明中国在主动承担国际责任。”
他进一步指出：“当有人要求别人做‘负责任的成员’时，应先反思自己是否尽责。不能只要求别人当好人，却从不审视自己。”
中国为何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自创立之初，亚投行就明确聚焦基础设施投资，以此区别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金立群认为，基建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1980年的中国没有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或现代化机场，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基础设施，”他说，“但到1995年，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正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了制造业和加工业的蓬勃发展。”
尽管如此，金立群强调亚投行并非竞争对手。“我对世行和亚行怀有深厚感情，曾在两家机构任职。它们对亚洲乃至全球发展贡献巨大。但时代在变，我们需要更高效的机制应对新挑战。”
为此，亚投行设立了非常驻董事会制度，旨在避免董事会干预日常运营，确保管理层真正担责。“真正的所有者必须明白，不应插手机构日常事务，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层切实负责。”金立群解释道，“CEO做得好就留任，做得不好就换人。”
金立群的十年：在风浪中坚守中立
金立群出生于1949年，曾下乡务农十年，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此后历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财政部、中金公司及中投公司要职，2014年受命筹建亚投行，2016年当选首任行长。
“地缘政治紧张就像海上的风浪，难免颠簸，”他说，“但我们必须稳健航行，始终坚持中立和非政治化立场。”
他坦言，过去十年“海面从未平静”。特朗普执政后中美竞争加剧，美国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视为对其霸权的挑战。部分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与亚投行的关系，如加拿大于2023年暂停成员资格。
尽管如此，印度、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摩擦的国家仍选择留在亚投行。金立群表示：“我们成功化解了成员国争端带来的难题，也应对了全球冲突带来的挑战。不同国籍员工从未因政府间的矛盾而对立。这类问题在亚投行从未发生。”
金立群的离任标志着亚投行第一阶段的结束。在全球化退潮的当下，这家由中国推动的多边机构能否成为多边主义的新标杆，取决于其能否在动荡中持续保持务实与中立。正如他所言：“波涛之中，唯有坚守规则才能前行。”随着邹加怡即将接任，亚投行将继续在日益分化的国际环境中探索平衡之路。
译者：梁宇
审校：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