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美国优先 2.0”外交战略及其内政驱动因素

   时任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明确指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近年来，国内政治愈发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变量，“内政驱动外交”的态势日益凸显。在“百日新政”这一关键政策窗口期，特朗普政府的重大外交政策不仅紧密围绕关键选民的议题偏好与利益诉求展开，更明确服务于“美国优先 2.0”的战略目标，这有力强化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高度统摄性。这种“内生性”外交政策模式的出现，不仅模糊了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传统界限，更形塑了国内问题的政治叙事方式与外交政策的底层战略逻辑。基于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重要牵引作用，本文将国内政治作为外交战略研究的重要视域，尝试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战略走向提出兼具解释力与前瞻性的分析路径。

   “美国优先 2.0”是在“美国优先 1.0”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其一，作为战略思想，它成为引领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内外政策的基本遵循，不仅为内政与外交政策提供了一致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基础，使得各政策领域之间保持协调，更演化为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其二，作为政策议程，它将抽象的战略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实施，分别作用于内政与外交两个维度。二者共同构成了“美国优先 2.0”大战略的完整体系，战略思想为政策议程提供理论支撑与价值引领，政策议程则通过战略行动实现战略目标。其战略意涵主要体现在战略思想取向、战略对象、战略实践逻辑与战略目标四个层面，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美国优先 2.0”的战略思想取向是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并具有一定的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外交思想传统。战略研究学者钮先钟指出：对现代战略思想的研究需要有两重视角，一是对已有思想遗产进行系统整合，二是对未来战略研究建立思考架构。这种承继传统、开辟新局的分析思路，有助于把握“美国优先 2.0”战略思想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涵，它既是美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 21 世纪国际局势的策略性回应。

    在外交传统方面，“美国优先 2.0”展现出浓厚的 19 世纪杰克逊主义外交理念色彩。杰克逊主义认为，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是保护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福祉。其基本立场是不主动挑起对外冲突，可一旦开战必将全力以赴，崇尚“胜利无可替代”，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实力与荣誉。与此相呼应，“美国优先 2.0”高度专注经济安全与物理安全，排斥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着重打造“最现代化、最致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体现了杰克逊主义外交传统的复兴。一般情况下，其更关注国内政策而非外交事务，不依赖国际法和国际合作解决外交纷争，并认为美国需要具备强大的军事武装来捍卫国家利益。基于这种信念，美国似乎只有在面临“生存性威胁”时才会以武力主动介入国际事务。

    从国内外局势来看，“美国优先 2.0”深植于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席卷美国的民族民粹主义思想浪潮。这种思想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两种思潮的结合。英国学者罗杰·伊特韦尔（Roger Eatwell）与马修·古德温（Matthew Goodwin）将其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优先考虑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并承诺为那些感到被精英忽视，甚至蔑视的人民发声。“美国优先 2.0”的思想取向则可被具化为右翼民粹主义与白人民族主义的融合。它既立足于人民的立场，来挑战建制派精英并打击“深层政府”（deep state），又在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明显的白人民族主义倾向。民族民粹主义的产生可归因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四个趋势：人民对政治精英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对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可能遭到破坏的深切担忧、对自身及所属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加剧，以及与传统政党的日渐疏离。这四种趋势的持续深化与交互作用，使得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白人中下层，对两党精英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了强烈质疑。这种质疑激发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定捍卫、对自由贸易的顽固反抗、对宽容性移民政策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

    第二，“美国优先 2.0”的战略对象是美国与美国人民，作用于三重不同关系维度。

    宏观层面，“美国优先 2.0”作用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强调在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地缘政治等问题领域，率先维护美国的整体战略利益。《2024年共和党党纲》将其具象化为，推行以美国最根本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率先保护美国国土、美国人民、美国边界、美国国旗与上帝赋予的权利。特朗普认为，拜登政府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后物质主义范畴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级，西方价值观与美式民主则成为维持并强化美国与盟国关系的重要黏合剂。而他要通过对经济优势、战略优势等物质主义范畴的无止境追求，来确保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鲁比奥也发表过类似观点：“负责任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务实的决定之上，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幻想，必须将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中观层面，“美国优先 2.0”作用于本土公民与外来移民的关系，强调在劳动力市场、社会资源分配、人身安全保护等问题领域，最先保护本土公民的利益，以重振美国特性与国民身份。特朗普将传统上属于社会范畴的移民问题“政治化”与“外交化”，并将保卫边境视为其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特朗普已明确表示，将会在移民问题上加倍努力，并为此不顾法律、不顾体面、不顾常识。传统基金会作为老牌保守派智库，曾吸纳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重要官员与高级幕僚，其主导制定的《2025项目》（Project 2025）阐述了高达约 175 项移民政策建议。这份报告或许会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潜在施政蓝图。

    微观层面，“美国优先 2.0”作用于美国公民内部的种族关系与阶级关系，将政策焦点锁定“被遗忘的美国男女”（Forgotten Men and Women of America）。其核心对象主要是指在全球化进程中承受经济焦虑与文化冲击的白人中下层，包括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他们多集中在传统工业带与中小城镇。学界主要是根据收入、财富、教育等硬性指标划分具体阶级，或者依据个体对自身的阶级归属进行主观判断。如今，学者福山以及进步政策研究所、布鲁斯金学会等权威智库普遍选择以“非大学学历”作为界定工人阶级的标准。而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中产阶级代表着一种经济自主、衣食无忧的生活。

    第三，“美国优先 2.0”的战略实践逻辑体现为“内政外化”，即外交政策日趋成为巩固选民基础、表达政治诉求、打击政治敌手的重要手段，在战略部署过程中更是高度依赖使用行政令（Executive Order）这一政策工具，以绕开传统决策机制，推动外交议题持续“政治化”。长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行为时，通常显著压缩了国内政治的解释空间。近年来，尤其在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下，注重国内政治因素的外交政策研究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朗普作为具有鲜明民粹主义特征的领导者，通常倾向将外交政策作为延续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关键原因在于民粹主义的重要逻辑起点是强调国内政治冲突，特别依赖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在相关研究中，学者戴维·卡迪尔（David Cadier）指出，民粹主义政府常通过外交政策重新聚焦国内政治，其外交政策偏好也会与前任政府形成对比。这种趋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战略中尤为明显，行政令俨然成为其推动外交政策的关键手段。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特朗普签署了多达 143 项行政令，其中约有 26% 的行政令涉及外交政策。这既是为了实施新政，也意在急速推翻前任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传统意义上，行政令主要作为总统指导联邦行政部门的政策工具，多用于国内事务。特朗普则明显扩张了行政令的使用边界，这间接反映出行政权对外交政策的主动介入。

    第四，“美国优先 2.0”的战略目标是在延续“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这一政治承诺的基础上，引领美国迈进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这意味着国家愿景从修复衰退创伤升级为追求繁荣盛世。

    可以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是面对持续衰落焦虑的民族主义觉醒，试图通过实行修复战略，进而实现国家层面的自我整合，意在建构一种可感知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一种战略防守姿态。“黄金时代”则不再满足于“夺回过往”，更重在开创空前的强盛时期，这种战略导向具有更强的进攻性与内聚性，表现为主动规范国家秩序并重构全球规则。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的开场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的黄金时代现在开始了……在我任职的每一天都会实行‘美国优先’”，并以“我们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为结束语。这番政治表态实则传递出他有信心带领美国人民重拾昔日荣光，并成功激发了白人中下层强烈的怀旧情绪（nostalgia）。这种情绪并非对过去的简单向往，而是唤起了人们对民权运动尚未全面展开、女性解放运动仍处于萌芽阶段，以及对杰克逊主义外交理念的历史记忆。在那个时代，白人中下层享有他们认为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方式，颂扬通过勤勉工作来获得稳定生活，推崇强硬果敢的男子气概，以及减少国际承诺、专注美国自身发展的利益诉求。这种怀旧情结为“美国优先 2.0”的系列政策主张提供了充沛的情感基础与强大的内驱力量，也唤起了民众对“理想化过去”的集体记忆。

   2025 年 1 月 20 日，白宫发布了题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重要事项》（President Trump’s America First Priorities）官方声明，系统阐释了“美国优先 2.0”内政外交政策重点。这份纲领性文件不仅是对“美国优先1.0”内政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回应，更是“美国优先 2.0”外交战略的进一步强化与升级。其中，移民安全、贸易调整与能源主导被确立为三大外交优先事项，突显出外交重心再次向国土安全、经济主权与能源自主的战略方向内聚。

    移民问题已成为“美国优先 2.0”的核心抓手与政策焦点。这既凸显了美国未能建立有效的移民管理机制，也折射出移民问题日益“政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拜登政府实施了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之后，推动了国内排外局势升级，并引发保守派阵营的强烈反弹。鲁比奥称，特朗普外交议程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保卫边境，扭转上一届政府怂恿移民灾难性入侵美国的趋势”。

    《2024 年共和党党纲》中明确提出六项移民改革计划，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设定了清晰蓝图和行动方向。这六项计划分别是：确保边境安全；加强对移民的执法力度；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计划；对其认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严格审查；停止设立庇护城市；结束连锁移民政策，优先考虑能够为美国做出积极贡献的移民。在“百日新政”这一政策落地的关键阶段，特朗普已签署多项行政令与公告，基本遵循着党纲对移民政策的规划。第14159 号行政令重点解决外国公民非法入境与非法居留美国的问题。这份文件指出，非法移民对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授权成立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HSTF）负责落实相关具体工作，包括终结美国境内的犯罪集团、外国帮派和跨国犯罪组织等。同时，授权国土安全部限制人道主义假释，评估现有的临时保护身份（TPS）以确定是否有必要继续实行。非法入境或试图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以及为这些外国人提供便利、助其留美的相关人员，将会受到民事罚款与处罚。第 14160 号行政令规定，2025年 2 月 19 日及之后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若其父母中有一方不是合法永久居民，则不再自动获得出生公民权。第 14161 号行政令要求评估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国家，并对境内来自“非安全”国家的人员进行审查与筛查。第 10886 号公告则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指示国防部长向该地区派遣武装部队，并完成修建边境墙。2025 年 2 月 18 日，美国又收紧了签证续签的面谈豁免政策。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可以绕开冗长的立法程序，从而在短期内实现其移民政策改革目标。2025 年 2 月，国土安全部正式终止了针对委内瑞拉的 2023 年 TPS，部分撤销了对海地的 2024 年 TPS。截至 2024 年 9 月 23 日，美国已向 16 个国家大约 86 万人提供 TPS，一旦 TPS 被终止，TPS 身份持有者将恢复移民身份，而无证移民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预计特朗普将继续反对“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该计划允许在年幼时进入美国且无合法移民身份的个人申请暂缓遣返，并获得工作许可。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寻求庇护的难度，并对被拒绝庇护者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此外，《2025 项目》明确提出要减少或取消向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发放签证的数量，这一政策极有可能被纳入特朗普政府后续移民改革之中。

    总而言之，新一届政府采取了更为强势的手段应对移民问题，甚至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触及宪法和法律的边界以推进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共和党人对移民改革保持了高度支持。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益普索公司于 2025 年 2 月进行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支持使用军队逮捕并拘留非法移民，高达 47%的共和党人认为移民问题是首要问题。这一高度共识为特朗普继续推行移民政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能。

    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优先 2.0”对外经济战略的轴心。白宫已将贸易政策定位为“国家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在《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这一政策框架下，特朗普政府继续将美国利益与国家安全置于绝对优先性，通过提高关税壁垒来保护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生产经济。同时，以关税制裁为筹码，企图迫使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在打击非法移民、管控芬太尼等问题上采取符合美国标准的政治行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通过将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深度耦合，推动关税超出传统意义上作为调节国际贸易的政策工具范畴，逐渐质变为具有复合战略价值的政治杠杆。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长期以低关税“善待”其他主要经济体，却遭遇他国的“不公平”对待，这直接导致了巨额贸易逆差、本土制造业衰落与白人中下层“美国梦碎”。他认为关税则是纠正“不公平”贸易关系的有效工具，有助于实现经济战略目标、降低对他国的经济依赖。《恢复 232 关税条款》中指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高关税政策已被证明增强了美国经济，并未提高商品价格，与经济通胀也没有必要关联。基于这种认知，特朗普政府于 2025 年 2 月 1 日以应对“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等毒品”所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宣布对加、墨两国进口产品加征 25% 关税，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10% 关税，同时要求三国兑现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流入美国的承诺。三国一致决定对美加征关税进行战略反制。加拿大财政部宣布将会对高达 1550 亿加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 25% 关税。中国政府则宣布于 2025 年 2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 10% 或 15% 的关税。随后，特朗普于 2 月 3 日签署了两项行政令，宣布对加、墨两国的高关税政策推迟至 3 月 4 日实行，对中国的关税政策仍按原计划执行，仅恢复了对中国低价值包裹的免税政策。这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保持强力高压态势。3 月 4 日，特朗普宣布对三国进口产品实施新关税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20% 关税。三国旋即再次予以反制。加、墨两国共同表示对美加征 25%的报复性关税。中国则对包括鸡肉、玉米在内的美国农产品加征 15% 关税，对猪肉、果蔬等加征 10% 关税；宣布对美国光学光纤产品进行反规避调查，10 家美国公司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对 15 家美国公司进行出口反制。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多数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中国加征巨额对等关税，此举引发了全球经济市场的剧烈震动。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对钢铁、铝等特定产品加征了针对性关税，同时要求评估铜、木材进口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决定后续行动。

    综上，“百日新政”主要实施了针对特定产品的精准关税、围绕特定国家的对等关税以及普遍适用的基础关税。特朗普政府倾向采取单边制裁行动，并一再利用关税作为威慑手段，要求贸易伙伴国在非经贸领域做出让步。这种政策取向体现了其标志性的“交易式”治理范式，这包括利益导向的决策机制、多议题捆绑的操作方式、即时兑付的交易逻辑与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显著增强了政策预判难度。系列关税政策也引起了广泛争议：支持方包括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和能源部长等内阁官员，他们将高关税视为重建贸易平衡、实现公平贸易、振兴国内制造业、缓解全球产能过剩、打击中国等“外国敌手”的有效工具。然而，多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高关税存在长期风险，易引发关税报复、贸易战升级、扰乱全球供应链并伤害普通消费者。

    特朗普政府将“能源主导”迅速升级为“美国优先 2.0”的战略中枢，强化能源自主地位成为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地缘影响力与国家安全的必要战略举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能源主导”就已经取代“能源独立”成为美国能源政策目标，旨在降低对他国的能源依赖，最大限度地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推动美国成为世界能源净出口国。特朗普签署了第 14156 号行政令，特此宣布国家能源进入紧急状态，凸显其将能源问题提升至国家安全新高度的战略意图。这份文件强调：能源安全是全球竞争中日益重要的场域，可负担且可靠的国内能源供应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本保障，联邦政府必须把美国人民的经济福祉放在首位。然而，这种具有“能源民族主义”的政策取向，以及将能源问题过度泛化为国家安全的做法，使能源逐渐演变为兼具市场控制力与地缘政治威慑力的战略工具。

    “百日新政”已确立与拜登政府明显背离的能源政策方向，并显现出若干关键动向。其一，大力扶持化石能源，推动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开发。特朗普指出，美国拥有丰富的能源与自然资源，而过度的监管限制和政策阻碍正是导致能源危机的核心原因。因此，他主张“释放美国能源”，强调通过放松管制、扩大开采和提升能源产能，实现能源主导地位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目标。第 14153 号行政令明确要求以高效且最大化的方式释放阿拉斯加的资源潜力。特朗普认为，有效的钻探可以显著压低能源成本，在多次公开讲话中反复强调“钻探”的重要性。第 14154 号行政令明确鼓励在联邦土地和水域（包括外大陆架）积极开展能源勘探与生产。其二，限制清洁能源投资与发展，寻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第 14154 号行政令终止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包括撤销了拜登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危机、推进清洁能源、履行环境正义承诺等问题的行政令；废除气候变化支持办公室等相关机构；联邦机构需立即暂停《通货膨胀法》《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所拨付的关于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资金；取消“电动汽车强制令”，消费者可自由进行车辆选择。此外，特朗普认定“碳排放社会成本”的计算方法存在根本缺陷，因此考虑在联邦许可和监管过程中取消这一评估标准，并承诺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其三，设立专项委员会，高效统筹“能源主导”战略。第 14213 号行政令要求，总统行政办公室内设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由内政部长担任主席，能源部长担任副主席，该委员会负责向总统提供关于如何扩大能源生产、优化能源基础设施审批流程、加强私营部门对能源领域的投资、放松能源监管限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旨在突破执行障碍，协力推进“能源主导”战略的落地实施。

    据此分析，特朗普政府将化石能源开发确立为能源战略的核心，通过放松能源监管和削弱清洁能源发展，形成了以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优先为导向的能源治理逻辑。同时，其能源战略显露出对外竞争与战略脱钩趋势。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通过扩大能源出口与高额关税制裁，打击委内瑞拉、俄罗斯等“敌对能源国家”；另一方面，试图减少对中国等“外国敌手”在矿产能源方面的依赖，构筑“去风险化”的能源体系。如第 14241 号行政令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矿产产量。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曾指出：“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本身。”这一基于现实观察和政策经验的战略判断表明，美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深受国内政治的动态驱动。循此逻辑，“美国优先 2.0”外交政策也受限于国内治理困境与政治高压，包括但不限于党争掣肘导致联邦政府深陷治理僵局，白人中下层的身份焦虑与怨恨心理催化了保守主义诉求，以及随着 MAGA 派共和党人在党内影响力扩大所引起的共和党施政逻辑的改变。

    “美国优先 2.0”外交政策精准聚焦移民、经贸和能源三大问题领域，同时也是国内长期面临结构性治理困境且选民高度关切、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议题。结构性困境，是指由于政治体制僵化、经济失衡、社会撕裂与政策路径依赖等因素交织，所造成的系统性治理失灵与治理效能受阻。这三项难题的本质成因在于国内因素。可碍于联邦政府已经很难在内政领域对问题加以妥善解决，外交领域成为释放内政压力的出口。基于此，结构性治理困境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外交政策构成了高度牵引，并成为对外施策时优先考虑的关键因素。外交政策也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内聚性与“政治化”趋势，并同民主党政府的外交立场形成了明显对抗，这也是戴维·卡迪尔所指的“反向外交政策”（counter-step foreign policy）。

    皮尤研究中心于 2024 年 9 月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61% 的注册选民表示移民问题非常重要，较 2020 年增加了 9 个百分点，较 2022 年国会选举则攀升了 13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反映出移民问题已具有显著的政治敏锐性与广泛的社会关注度，这种现象与持续高企的移民数量与反复无常的移民政策紧密相关。一方面，近些年，美国移民数量（包括非法移民）逐年攀升。通过《1965 年移民与国籍法》与《1990 年移民法》的制度性调整，美国不仅实现了移民来源国的多样化，也增加了合法入境和永久定居的渠道。这种政策取向的累积效应直接反映在人口统计数据方面：2023 年，美国外来出生人口数量高达约 4780 万人，比 2022 年增加了约 160 万，年度增幅自 2000年以来最大。移民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14.3%，是 1910 年以来的最高数量占比。截至 2022 年，非法移民占比约 23%，非法移民数量自 2007 年以来首次出现持续性增长。另一方面，两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长期对峙导致难以达成稳定且可持续的改革共识。日益突出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民主党倾向支持宽容性移民政策；而在特朗普主导下的共和党则坚守保守主义，采取紧缩性移民政策。两党在移民治理观念上的实质性分歧，推动引发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失灵。

    新冠疫情暴发后，经济始终是选民关注的焦点。2020 年有 79% 的注册选民认为经济是首要问题，2024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81%。这种趋势反映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剧选民的经济焦虑。财富分配不均是困扰美国社会的顽疾，自 20 世纪 80年代确立实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政策范式以来，财富结构性失衡在多轮减税政策与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被进一步固化，形成了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美国在 1980 年与 1982 年相继出台了两项立法，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行业的利润也随之暴增。资本进而转投到利润回报率更高的金融业，直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本土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锐减。尽管特朗普第一任期与拜登政府都积极倡导制造业回流，并将“重振美国制造”作为政策重点之一，可实际成效有限。美国劳工统计局 2024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就业率仍处于两年以来最低水平。

    随着气候变化挑战的加剧，能源问题已成为极具争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利益集团游说、选民基础构成、对气候科学的差异化解读等因素影响，美国两党在系列能源政策上持续对立。2024 年相关民调数据显示，两党在能源发展路径上日相背离：61% 的共和党人与共和党倾向者主张优先扩大化石能源生产，87% 的民主党人与民主党倾向者则主张优先生产可再生能源。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对传统能源的支持率在 2020 年至 2024 年间得到了显著跃升（从 35% 增至 61%），从而强化了两党在能源问题上的对立。持续加剧的政策分歧不仅易造成能源立法陷入僵局，更使美国能源转型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挑战。据哥伦比亚大学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的数据统计，从 2025 年 1 月 20 日至 4 月 3 日，特朗普政府已采取大约 78 项行动，旨在削弱或彻底废除联邦层面的气候缓解与适应措施。

    “美国优先 2.0”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白人中下层群体性悲观情绪与深层忧虑心理的精准回应。特朗普政府通过将复杂多元的国际关系简化为保护本土白人中下层利益的政治叙事，同时满足了他们对“外国敌手”与精英阶层的报复冲动。由此，外交政策既成为缓解社会焦虑、引导民众情绪的“减压阀”，又在战术层面建构身份对立与对外敌意，有效激发了群体怨恨，进而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员资本。这种以白人身份危机为基础、以复仇主义情绪为内在驱动的外交政策，正不断侵蚀美国的理性主义，使其愈发被民粹主义的情感逻辑所重塑，呈现出理性减弱、对抗优先的新趋向。

    “复仇主义”（revanchism）一词源自法语，原意暗含收复失地的渴望。在当前的政治话语中，这一概念被进一步引申为对现存秩序的憎恶、对秩序维护者的怨恨，以及摧毁既有秩序、重建理想化旧秩序的强烈冲动。在美国，白人复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产生的相对被剥夺感与报复性政治心理（特别是非大学学历白人），他们不断借助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的利益诉求，想要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优势资源。复仇主义与社会现实的深度联结，可以具象化为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中日益严重的“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现象，即因酒精中毒、药物过量和自杀引起的非自然死亡率持续上升。这与三个因素紧密相关：其一，由于移民政策调整、白人生育率低等原因，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数量缩减且老龄化严重。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数量占比将在 2045 年跌至 49.7%，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在 65 岁及以上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约22%）。其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转型升级，白人中下层的经济利益受损严重且失业率较高。根据德国统计数据平台 Statista 公布的数据显示，1992 年至 2024年间，非大学学历选民的失业率显著高于大学学历选民。其中，非大学学历白人男性的就业率显著降低。其三，多元文化主义对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范式转型。在此过程中，白人中下层不仅需面对文化权威相对衰退的现实，还要承受被污名化为“乡巴佬”（rednecks）和“白垃圾”（white trash）的社会压力。

    保守主义的重要原则是对急剧变革的审慎态度以及强调秩序的延续性。正因如此，复仇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逻辑耦合。如历史学者萨姆·塔南豪斯（Sam Tanenhaus）所指，复仇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内部的重要分支，它展现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并通过煽动对失落往昔的不满与怨恨来制造社会分裂。更进一步地，当下复仇主义不仅巩固了白人的保守主义立场，还在总体上提高了白人保守派的比例并增强了对共和党的支持力度。这种保守主义政治取向表现为支持强硬的移民立场、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对清洁能源的怀疑态度，这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外交政策高度契合。仅就能源问题而言，非大学学历白人虽然关心气候变化，但更担忧清洁能源无法如化石能源一般可以提供可靠的工作机会，因此不愿意放弃化石能源。此外，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从尼克松—福特时期至特朗普第一任期，非大学学历白人保守派的比例从 26% 上升至 41%，其支持共和党的数量占比从不到 60% 跃升至 90%以上。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起初作为特朗普 2016 年总统竞选口号被广泛传播，随后演变为支持特朗普的狂热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融合了右翼民粹主义、白人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元素，并以“美国优先”为理念指导，主张经济保护主义、严格管控移民、减少国际事务参与并恢复传统价值观，显现出一定的威权主义色彩和极端主义倾向。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感召下、民粹主义情绪的助推下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政策实践的综合影响下，MAGA 运动的支持者逐渐发展为党内一股稳定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即 MAGA 派系。民调数据显示，2023 年 6 月，仅有 37% 的受访共和党人表示支持 MAGA，而 2025 年 2 月这一数据已上升至 52%。随着该派系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共和党内正在经历人事洗牌与权力重构。MAGA 派正逐步重塑党的政策方向与议题优先级。目前，多名MAGA派共和党人担任联邦政府要职，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任国土安全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任商务部长以及帕姆·邦迪（Pam Bondi）任司法部长，而国务卿鲁比奥、能源部长克里斯·怀特（Chris Wright）则相应在外交事务与能源问题上与 MAGA 派的立场高度重叠。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意识形态特质形塑了 MAGA 派的施政方略，显现出“内政外化”的国家治理逻辑，即将国内事务治理效能下降与白人中下层安全感缺失归咎于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等“外国敌手”的威胁，继而倚靠外交手段应对相关挑战。由前述可知，移民、经济与能源三项议题深陷结构性困境的本质成因主要在于党争极化加剧、意识形态对抗、政策范式转变和利益集团博弈等内部因素，从而造成了移民政策的高度波动、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能源转型的推进受阻。特朗普则将这些国内困局归因于外部威胁，进而通过实施边境管控、贸易保护主义、降低对他国能源依赖等具体外交政策，将治理重心从国家内部转向对外施压，并借助频繁签署行政令加速政策落实。这不仅策略性规避了直面国内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显著降低了政党协商共治的隐性成本，更实现了削弱民主党政策导向、巩固共和党政治意志的双重目的。这种政治动员通过构建“外部威胁”叙事，包括制造替罪羊和编制阴谋论等多种手段，有效激发了选民的不满情绪和政治热情。特朗普的大量政治言论充斥着对“外部威胁”的指责：“非法移民抢占了美国人的工作”“墨西哥移民贩卖毒品”“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作”“环保激进分子试图摧毁美国能源独立”“中国窃取了美国知识产权”“中东国家操纵油价伤害美国利益”等。这些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和事实偏差，却得到了白人中下层及部分美国民众的坚定认同。可见，特朗普在政策制定时已明显弱化了对事实依据的关注。MAGA 派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极其依赖支持者所共享的被威胁感与集体焦虑。2024 年 9 月，麦克劳林公司的民调数据显示：高达 52.4% 的受访者相信中国出口芬太尼是为了破坏美国社会稳定，仅有约 19.3% 的受访者不支持这一观点。这种深层心理状态使选民们能够持续性自我赋能，也使政治动员具有超越理性辩驳的情感韧性。而突出情感怨恨的叙事方式，不仅清晰划定了敌我边界与责任归属，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满足了选民对确定性答案的强烈渴望。

   从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略的阶段性演进与动态调整观察，“美国优先 2.0”相较“美国优先 1.0”，在意识形态维度与战略作用对象层面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体现出顺势推进与系统强化的战略延续性特征。其关键转变更多体现为战略实施的手段升级与战略目标的层级跃升，同时，战略重心开始从 1.0 版本的修复性治理、防御性回调，转向主动构建未来秩序与采取进攻性行动。值得关注的是，“内政外化”逐渐成为更具系统性、结构性与全局性的国家治理逻辑。外交政策不仅成为回应国内民粹主义情绪、吸纳选民保守主义诉求、塑造敌友对立格局的制度化手段，更被深嵌到权力再生产机理之中，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巩固权势、扩张权力进行持续政治赋能，从而使“美国优先 2.0”实现了内政与外交边界的融合与互嵌，展现出更为强劲的操作性、穿透力与延展性。这种内政与外交高度整合的战略逻辑，推动“美国优先”从政治口号走向深层政策安排与全域战略部署，呈现出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内政外交深度耦合、政策执行节奏显著加快的三重特征。

    置于宏观战略演化的视域中，内政外交高度耦合、外交政策反哺内政，已成为后冷战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发展的显著趋势。冷战时期，美国主要通过与苏联等外部竞争者在国际环境中的互动来制定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对抗与外部安全需求是主导性因素。进入后冷战时代，特别是在特朗普主导下的民粹主义发展新阶段，美国在延续冷战时期大国博弈这一战略对抗思维的前提下，内政因素对外交政策的解释力明显增强。“美国优先 2.0”战略通过娴熟运用“外部威胁”的政治叙事来解释国内问题，并将移民、经贸、能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泛安全化”处理，进而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治理范式与“国家紧急状态”的战略考量。如此一来，“外部威胁”既被视为造成国内负面问题的重要源头，又被确立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这不仅深化了内政与外交的战略联动性与内在耦合度，提升了相关议题的优先级，强化了政策行动的紧迫感，赋予了总统与行政部门更广泛的施政自由度，更体现了“安内必先攘外”的底层战略逻辑。

    现如今，特朗普政府已深陷“竞赢中国”的政治执念与战略迷思，并刻意塑造中国为“头号外部敌手”，而这正是其面对财富分化、社会分裂、能源转型、治理赤字所采取的替代性治理路径。这种战略部署可在短期内强化选民动员，却严重限制了外交政策的斡旋空间以及通过协商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虽然，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优先”相隔数十年，却体现出若干值得深思的历史联系。两者皆在美国深度分裂的背景下崛起，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借助渲染共产主义威胁来强化反苏联外交立场，特朗普则通过煽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隐忧来凝聚民意。某种程度上，麦卡锡主义的迅速衰落与其过度指控、滥用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而这是否预示着“美国优先”的战略逻辑终将难以为继？为政之道贵在持重守正、张弛有度，方能稳中求进。而特朗普极限施压与政策反复，不仅暴露其缺乏战略定力与战略智慧，更不断透支美国的国际信誉。美国亟须切实提高国内治理效能，先行稳固国内根基，进而重塑战略理性。鉴于特朗普政府未来外交战略走向很可能仍将深受内政因素驱动，中国学界应切实加强对美国内政的问题关注，加大研究力度、提振科研精神，深入把握美国内政对外交政策的显著牵引，为中国制定对美政策提供更科学、更精准的战略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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