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秩序重构下的跨境资本流动新格局与我国应对策略

世界投资银行

2025-12-02

导读：全球秩序重构正深刻重塑跨境资本流动的底层逻辑，促使其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从中心化转向区域化集群。

全球秩序重构正深刻重塑跨境资本流动的底层逻辑，促使其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从中心化转向区域化集群。2022年以来，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萎缩，资本加速回流美国，我国出现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三者同步收缩的格局。进入2025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较大，但我国经济展现强劲韧性，且中国资产估值处于低位，对外资吸引力增强，跨境资本流动有望向好发展。为应对跨境资本流动新态势，建议抓住全球资本再平衡与双向开放深化的双重契机，加速承接全球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机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间世投行行长方文与世界欧洲各国政府官员合影

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以及全球化利益的分配不均，造成了地缘经济割裂和全球化程度放缓（IMF，2023），加速了双边、小多边的区域化和多极化格局演变，推动全球秩序进入深度重构期。在全球秩序重构的背景下，2022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激进加息，引发美元流动性剧烈收缩，导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萎缩，当年全球资本总流入规模同比骤降48%，从8.6万亿美元缩减至4.5万亿美元。此前，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曾经历两次重大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避险情绪，银行业大规模去杠杆，导致资本总流入同比下降81%，从12万亿美元锐减至2.3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税改触发跨国企业利润汇回潮，叠加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及欧洲经济疲软等多重冲击，资本总流入规模同比下降47%，从6万亿美元降至3.2万亿美元。与历次冲击不同，地缘政治是本轮变局的重要因素，推动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流动路径从中心化转向区域化。中国（不含港澳台）跨境资本流动也面临冲击，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一方面要防范短期资本异动冲击金融稳定，另一方面要通过高水平开放吸引全球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战略部署，跨境资本流动如何从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升级，如何在服务实体经济开放需求与筑牢金融安全底线间实现动态平衡，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课题。因此，系统解析2022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并评估其对中国金融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跨境资本流动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2022年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

（一）直接投资

过去，全球化主要通过离岸外包实现产业分工，而劳动力和投入品的成本优势是决定分工的关键因素（Antràs & Yeaple，2014）。然而，近年来，“制造业回流”“友岸外包”“重建欧洲”“进口代替”等举措表明，生产回流的趋势正在逐渐增强。企业与政策制定者日益倾向于将生产转移至与本国政治偏好一致的可信赖国家（IMF，2023），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友岸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2022年以来，全球FDI流入呈现萎缩态势，当年全球FDI流入同比下降17%，而2023年更是同比下降75%。2024年，全球FDI流入回升至1.1万亿美元水平，但与2021年的1.9万亿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实际上，全球FDI流入的低迷态势自2018年便已开始，2018—2024年全球年均FDI流入1万亿美元，相较于2006—2017年年均2.2万亿美元大幅缩水，这与全球秩序重构下的地缘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从区域分布来看，尽管近年来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规模呈持续下降趋势，自2021年的4758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2971亿美元，但其在全球FDI流入总量中占比仍达35%，稳居全球最大FDI接收国地位。相较之下，欧洲及金砖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显著减弱。欧洲地区FDI流入明显萎缩，以英国为例，2024年吸引外资仅为35亿美元，较历史水平大幅下滑；荷兰、瑞士、爱尔兰、卢森堡及匈牙利等五大传统资本聚集地，在2022—2024年间合计出现1.3万亿美元的FDI净流出，反映出其避税、保密、安全等传统优势逐渐弱化。在金砖五国中，除巴西保持一定吸引力外，中国、印度和南非的FDI流入均显著下滑，2022—2024年流入量较此前三年分别下降67%、34%和69%；俄罗斯则因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制裁压力，外资大规模撤离，对其国内金融市场产生较大冲击。

（二）证券投资

证券投资具有高波动性的周期特点，与利差、汇率波动、监管政策及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密切相关。2022年，在主要央行激进加息的背景下，全球证券投资流入量同比下降63%，从3万亿美元下降至1.1万亿美元。2024年，在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以及全球股市普涨的背景下，全球证券投资流入大幅回升至3.3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投资流入占整体跨境资本总流入的比例提升至56%，表明证券投资已经成为当前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

从区域表现来看，证券投资资金主要流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流入金额相对低迷。一是美国对境外证券投资的吸引力逆势增强。2022年美国证券投资流入占全球证券投资流入的68%，2023—2024年占比虽有回落，但仍保持在40%以上，而2021年前平均仅28%。2024年美国吸引境外证券投资流入1.3万亿美元，超过2007年1.2万亿美元的峰值，其中债市吸引境外资金约1万亿美元，股市吸引境外资金约3000亿美元。二是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流入降幅更大、恢复更慢。2022年发展中国家证券投资撤离规模达1796亿美元，远超2008年不足800亿美元的撤离量，2024年仅恢复至流入1520亿美元，较2006—2021年年均值低三分之一，占全球证券投资流入的比例降至3%~5%，创超低配置纪录。从国别看，30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7国出现证券投资资本外流，前五大资本外流国为中国、俄罗斯、埃及、阿根廷、乌克兰，这与地缘局势、经济增长前景等密切相关。

（三）跨境其他投资

跨境资本流动中的其他投资主要包括跨境存贷款、贸易信贷等，与套利、套汇等活动密切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业经历了显著“去杠杆”进程（谭小芬等，2023），导致其在跨境资本流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在本轮周期中，银行业的脆弱性逐渐显现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两家区域性银行意外倒闭，以及市场对全球重要性银行瑞信银行信心崩溃等事件，进一步引发了各方对银行业的担忧。2022年，美元利率飙升，推高跨境贷款成本、压缩跨境利差，再加上FDI流入低迷抑制了离岸信贷融资需求，使得当年其他投资项下的资本流入规模同比下降52%。尽管2023年后部分市场尝试通过利率政策调整来缓解压力，但信用利差依然维持高位、地缘风险溢价居高不下，导致跨境套利、套汇活动整体至今仍处于低迷状态。

（四）离岸金融市场

近年来，全球离岸金融市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欧洲离岸金融市场由于监管趋严、地缘风险加剧及经济动能不足等原因，对全球资本吸引力下降。其中，瑞士2022—2024年累计撤离外资达3.8万亿美元，与其被迫放弃银行保密制度并冻结俄罗斯资产密切相关；其他传统资本聚集地中，荷兰、卢森堡及匈牙利均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爱尔兰虽未出现整体撤离，但FDI和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出约3万亿美元。亚洲凭借RCEP区域贸易红利、政策灵活性及金融创新，成功承接了资本从地缘避险到增长追逐的再配置需求。其中，香港依托内地经济腹地与政策创新，2022—2024年吸引外资3.6万亿美元，波士顿咨询预测香港最快将于2027年以超3万亿美元管理规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离岸财富中心；新加坡则通过零资本利得税、家族办公室激励及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叠加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同期吸引外资5.7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资本新宠。

二

2022年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

当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面临两大核心背景：一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导致利差持续走阔，加剧资本回流美元资产压力；二是中美博弈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需通过扩大开放争夺国际话语权，客观上加剧了资本流动的复杂性。在此双重驱动下，我国在2020—2021年就面临资本外流压力，当时主要是其他投资项下净流出约5000亿美元。2022年后，资本外流范围扩大至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领域，形成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三者同步收缩的态势。相较2014—2016年因QE退出、美国加息等出现的资本净流出周期（净流出9000亿美元），本轮外流呈现时间长、规模大、结构复杂等特征，反映出地缘政治博弈与全球资本再平衡的深层影响。

（一）直接投资

2022年，我国直接投资呈现逆差状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首次出现直接投资逆差是在2016年，不过当时仅维持了一年。然而，本次直接投资逆差已持续三年，累计净流出3511亿美元。

长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红利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之下，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核心渠道，不仅加速了国内资本积累，更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卢锋等，2024）。然而，近年美国主导推动的产业回流、产业链脱钩、友岸外包等政策，使得我国FDI流入量急剧下跌。2022年以来，我国吸引FDI持续下滑，2022—2024年分别同比下跌64%、73%、45%，从2021年3441亿美元峰值下降至2024年的186亿美元，为1993年以来最低值。

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我国通过加速对外直接投资（ODI）重构产业链。2022—2024年，我国年均对外ODI资本流出规模为2027亿美元，处于历史高位。从区域结构看，其特点如下：一是香港作为重要首站的地位稳固。2022—2023年，内地有61%的ODI流向香港，总额达2063亿美元。二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性持续上升。2022—202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ODI合计573亿美元，占比17%，其中对东盟投资达473亿美元，东盟已连续5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东盟各国中，对新加坡、印尼、越南的ODI位列前三，2022—2023年ODI分别为214亿美元、77亿美元、43亿美元。三是受中美关系影响，对美国直接投资下滑。2023年对美ODI同比下降5%，2024年上半年同比下降23%。四是对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岛国的ODI保持在较高水平，2022—2023年合计直接投资金额达266亿美元，占比达8%，表明这些地区在税收、投资架构、资产隐私、便利返程投资、海外上市等方面仍有相对优势。

（二）证券投资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步伐加快，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2022年起，我国证券投资连续三年呈逆差格局，累计净流出5345亿美元。

在来华证券投资方面，受美元周期影响，出现资金净流出的情况。2022年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由2021年净流入1776亿美元转为净流出1090亿美元，其中债券投资项下资本流出1474亿美元，创历史纪录。2023年，来华证券投资虽重回净流入，但规模较小，仅为203亿美元。2024年国内资本市场形势向好，但在第四季度却依然出现680亿美元的净流出，这一情况反映出资本外流压力仍然较大。在来华证券投资跨境渠道方面，境外机构直接入市（包括银行间、期货市场）成为最主要渠道，接下来是“沪股通”“深股通”“北向通”等跨境互联互通机制，以及投资境外上市股票和GDR、QFII/RQFII等。

在对外证券投资领域，随着证券投资出境渠道日益丰富，境内对外证券投资的活跃度持续上升。2024年，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额高达214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内地对外证券资产中，存量资产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美国、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英国，其占比分别为43%、23%、8%、5%、3%，这反映出中国香港和美国是境内投资者最为青睐的市场。在对外证券投资跨境渠道方面，“港股通”“基金互认”等成为最主要渠道，接下来是金融机构直接购买、债券通“南向通”以及QDII/RQDII等。

随着多渠道开放格局的构建和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强化，通过地下通道实现资本出逃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下渠道资本流动的情况。2022—2024年，该项目的金额分别为-893亿美元、-189亿美元、101亿美元，相较于2015—2016年的-2018亿美元、-2186亿美元大幅减少。

（三）跨境其他投资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其他投资项下的资本流动以净流出为主，这与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资本输出长期大于境外资金流入有关。2022年以来，我国吸收境外其他投资呈现净流出态势，2022—2024年累计流出1882亿美元。在资本外流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对境内银行的境外业务加强管理，促使银行收回境外到期贷款，使得对境外其他投资呈现净回流，2022—2023年累计回流1976亿美元。2024年在整体资本外流压力有效缓解的背景下，我国对境外其他投资从净回流转变为净流出。这些现象也表明，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动已经成为我国调节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手段。

三

关于中国下一步跨境资本流动的展望及应对策略

（一）外部环境

在全球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主要经济体政策转向节奏以及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将加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与分化。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资本的核心枢纽，其跨境资本流动的演变轨迹是预判中国资本流动态势、制定针对性应对策略的重要观测锚点。

2022—2024年，美国和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呈现明显分化态势。美国在强美元周期下吸引了全球47%的资本总流入，而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则呈现收缩态势。但步入2025年，过去“西升东降”的底层逻辑有所松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对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启动已形成一致性预期，目前主要存在节奏上的不确定性，中短期来看，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出是大势所趋。二是中美贸易紧张局面得到阶段性缓和。2025年7月，中美第三轮经贸谈判达成共识，双方将继续推动已暂停的美方对等关税24%部分以及中方反制措施如期展期90天。地缘政治紧张局面的缓和有助于提升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效率，对跨境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三是美元资产价格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2025年4月初美国对等关税落地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标普500指数大幅回撤，美元指数跌破100。美国股债汇“三杀”局面并不多见，其出现往往意味着高通胀蚕食资产价值、美元和美债避险功能弱化，这也意味着韧性较强的中国资产，将迎来全球资本再配置的机遇。

从实际表现来看，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跨境资本流动呈现明显分化特征：直接投资延续双向减弱趋势，而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下，美国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显著弱化。一是直接投资受美国产业政策、地缘政治等因素制约，仍处于下降通道。一方面，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规模达647亿美元，环比减少61%、同比减少34%；另一方面，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528亿美元，环比下降34%、同比下降22%，双向投资均显疲态。二是证券投资项下呈现境外资本流入骤降与境内资本加速外流的局面。尽管境外对美债券投资仍保持高涨，但权益投资已明显下降。2025年第一季度外资流入美国权益市场的资金量从2024年第三季度峰值的2036亿美元降至232亿美元，降幅达89%；与此同时，美国对外证券投资金额达1284亿美元，环比增长5.3倍、同比增长18%，境内资本外流势头显著。三是其他投资项下，美国境内资本加速外流。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对外其他投资规模升至3589亿美元，环比增长16倍、同比增长3.2倍。综合来看，在2025年全球资本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将迎来较好的外部环境，过去几年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同步收缩的格局有望得到改善。

（二）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展望

2025年以来，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3%，为人民币资产提供较好信用基础，增强国际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意愿。

在直接投资领域，2025年第一季度我国直接投资项下资金净流出338亿美元，预计全年将延续逆差格局。一方面，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预计持续低迷。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敏感行业的对华投资仍实施限制，这直接抑制了外资流入。根据商务部数据，2025年1—6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23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5.2%，这一数据也印证了外资流入的疲软态势。另一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预计维持较高水平。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叠加企业为规避贸易摩擦、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需求，我国企业加快了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产能的步伐，带动对外直接投资保持活跃。

在证券投资领域，2025年预计将迎来格局转变，从过去几年的显著逆差转向双向良性流动，其中来华证券投资有望扭转此前大规模外流的态势，境内对外证券投资则将保持热情但配置方向或有调整。具体来看，来华证券投资方面，受益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深化及经济基本面回升向好，资本外流现象预计将得到缓解。这一趋势在2025年第一季度已有所体现，外资投资境内股市、债市由上一季度的大幅净流出680亿美元，转为净流入，其中股市净流入40亿美元，债市净流入250亿美元。境内对外证券投资方面，整体热情预计持续，但在全球资本再平衡的背景下，配置方向可能出现变化。2025年第一季度，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901亿美元，创下季度新高。从具体配置方向看，内地资金对香港市场的投资热情显著提升。香港恒生指数2025年上半年上涨20%，大幅跑赢美股，这一表现也反映出离岸人民币资产的战略价值正被全球资本重新审视。

展望2025年，中国国际收支预计仍将维持“一顺（经常账户）一逆（非储备金融账户）”的格局（刘瑶、张明，2025）。而国内经济韧性形成的支撑力，叠加资本市场对境外中长期资金吸引力的增强，将有望缓解以往负债端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阶段性压力，进而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向好态势。

（三）应对策略

为应对跨境资本流动新态势，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维护金融稳定，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速承接全球资本，通过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提升产业链韧性。自全球降息周期开启后，2025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格局随之发生重构。在此过程中，欧洲通过承接国际资本流入，有效提振区域经济。2025年第一、第二季度，欧元区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5%、1.4%，较2024年全年0.8%的增速明显回升。我国应抓住全球资本再平衡的机遇，在高科技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扩大开放，通过外资技术外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在“微笑曲线”中从低价值环节向高价值环节攀升，以及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具体实践中，可依托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持续优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吸引外资参与产业链关键环节投资。这种高质量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将促进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和本土跨国企业的培育，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借助双向开放深化契机，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机制，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全球资本加速流入国内，不仅为双向开放进程注入动力，更成为完善基础制度的重要契机。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凭借成熟金融体系（包括高信用国债、高成长性股市、美元计价大宗商品）构建起吸引国际资本的核心竞争力（吴晓求等，2025）。我国增强国际资本吸引力需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加快构建人民币资产价格稳定机制与市场韧性体系。其中，完善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是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关键。具体而言，应紧扣中央关于“增强国内资本市场吸引力和包容性”的要求，落实证监会“一个基石+五个支柱”的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框架，加快出台更具操作性的配套政策，确保核心资产估值合理、运行稳健。

第三，借助全球资本加速涌入人民币资产契机，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外资持续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汇率压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窗口期。基于这一背景，当前的核心任务应是加快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以此提升其在支付、结算、投资及储备中的使用比例。具体可从两个重点方向推进：一是加快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通过发展点心债、熊猫债、RWA（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等离岸市场金融工具，拓展人民币资产的国际配置渠道。这一举措有助于在岸与离岸市场协同发展，为我国金融市场引入更多长期稳定的境外资金，进而巩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二是依托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等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构建人民币跨境使用闭环生态。以海南自贸港为例，其封关后一方面依托进口场景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跨境资产管理等工具创新，丰富离岸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类型，推动离岸人民币流通循环。

【声明】内容源于网络

世界投资银行

世界投资银行（WORLD INVESTMENT BANK SECURITIES INC）由中国世投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资本在美国正式设立：面向“亚投行” “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化金融服务的窗口。

内容 455

粉丝 0

世界投资银行世界投资银行（WORLD INVESTMENT BANK SECURITIES INC）由中国世投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资本在美国正式设立：面向“亚投行” “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化金融服务的窗口。

总阅读515

粉丝0

内容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