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推出一套新规定，要求任何想要报道与美国国防部相关信息的记者，都必须先得到军方的批准，否则将会面临被驱逐出五角大楼的风险。这意味着记者们只能发布军方想要看到的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至少有30家美国记者拒绝签署此项新规，收拾行李陆续从五角大楼离开，其中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CNN等主流媒体，连向来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媒体Newsmax也拒绝签署本项新规。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赫格塞思就采访新规与他进行过沟通，赫格塞思认为媒体“对世界和平乃至美国安全都极具破坏性”。并且特朗普认为“媒体非常不诚实”。
｜五角大楼（来源：新华社）
特朗普和媒体之间的爱恨情仇，至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的美国大选。彼时，如《纽约时报》、CNN等主流媒体纷纷为希拉里站台。据统计，《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负面报道为87%，而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负面报道只有13%。特朗普指责《纽约时报》和CNN是假新闻制造者，当时也许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为了掩盖真相而故意抹黑美国主流媒体。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特朗普当上了美国总统。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公开站台的主流媒体们，例如《纽约时报》，似乎已经将其“无党派立场”的初心抛之脑后。在此次大选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与心理学系的教授迈克尔·莫里斯，担任希拉里竞选团队的科学行为顾问。结果显然也出乎他的意料，公开支持的希拉里的明星大腕显然比特朗普更多，互联网上对于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的声量更是铺天盖地，莫里斯也想不懂希拉里为什么会输？因为他的周围几乎都是支持希拉里的人。
也正是因为他周围几乎都是支持希拉里的人，所以他并不知道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都在想什么。于是沿着这条线索，莫里斯在他的新书《部落：文化本能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告诉了我们答案。
“有毒的部落主义”
莫里斯在书中指出，美国两党制的政治系统正陷入系统性失灵—从否认选举结果到立法程序瘫痪，这些故障阻碍了政府运作，并且持续侵蚀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这一切的根源，被归结为部落主义，有时是“有毒的部落主义”。这个术语正在政治评论、社交媒体和公共讨论中疯狂蔓延。政治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这样一个比喻：美国可能从中东冲突中感染了“部落主义病毒”，这种思维模式将政治对手妖魔化为必须消灭的敌人，而非可以共存的同胞。
“有毒的部落主义”这一标签虽然易于媒体传播，却可能模糊了问题的本质，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莫里斯指出，人类确实进化出了区分“自己人”和“他人”的心理机制，随之而来的认知偏差和动机驱动着我们在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行为。但是我们对部落本能的理解并不包括盲目仇恨外来者。虽然这些本能可能间接导致与其他群体的冲突，但群体内的团结并不直接导致对其他群体的敌意。冲突可能会升级为敌意，但假设冲突从敌意开始是错误且无益的。
在本书中，莫里斯重拾“部落”一词的本义，将其还原为一种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社区，并剖析了人类独特的群体融合能力，将其归纳为三层“部落本能”：同伴本能、英雄本能、仿祖本能。我们下意识地观察同事和邻居，并在日常推断和行为中与他们保持高度契合，这是同伴本能（peer instinct）在起作用。我们敬仰知名人士、企业领袖、顶尖运动员等人类精英，这是英雄本能(hero instinct)的体现，英雄本能激发了我们对荣耀的向往，并促使我们贡献自身力量。我们回首往事，怀念传统，并承担维护文化传承的责任，则是仿祖本能(ancestor instinct)在发挥作用。
这些驱动力是人类从石器时代延续至今的法宝，因为它们能指导人们开展建设性合作。他认为，如果我们天生对外来者耿耿于怀，本能地仇恨他们，那么人们根本不会达到如今的发展水平。但是有时这些团结互助的过程会超出合理的范围，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产生连锁反应和反馈循环，导致部落本能失控。因此，理解群体冲突的第一步，就是寻找超出正常范围的“我们”本能的迹象。同伴本能是否已经演变成妄想的群体思维？英雄本能是否导致了破坏更广泛正义的群体偏袒？仿祖本能中的传统主义是否已经演变成了对其他部落的制度和合法性的攻击？
我们如果能够找出哪个部落本能出了问题，就能推断出问题与哪种触发因素和信号有关，也能推断出哪种触发因素和信号有助于解决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从三种基本的部落本能角度思考问题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群体冲突，至少与那些将冲突归因于对外来者的原始仇恨的人相比，这样的思维方式至少能让人们更明智地应对问题。
失控循环的同伴本能
以困扰美国两党制的问题为例，我们很容易发现同伴本能的从众行为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大多数政党支持者整天都在源源不断地接收一致的信息—来自邻居、新闻节目，以及线上社交网络。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机会表达党派立场，并因此获得认同与钦佩。这种“从众学习”与“从众表达”的循环，已经催生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近亲繁殖式”社群。当其他村民都在夸赞皇帝的新衣多么华丽时，你很难置身事外。
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2000 年的书《独自打保龄》中指出，美国人的社区联结日益式微：虽然打保龄球的人日益增多，但他们不再参加保龄球联赛了。无论好坏（但大概率是好的），居住在族裔同质社区中的美国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同党派的人往往“聚集在一起”：民主党人迁往沿海城市和大学城，而共和党人则聚集在中部地区和乡村。党派身份日益与其他身份重叠，比如老年人与青年人、白人与非白人、异性恋与酷儿之间的分歧。随着上一代志同道合者日益减少，政党倾向日益明显，填补了这一真空。
莫里斯指出，新闻媒体的格局也在分裂，这些曾经为美国人提供政治平衡报道的报纸和电视网络，逐渐被偏向某一党派立场的有线电视频道、网站和社交媒体网络所取代。虽然互联网可以让美国人更容易获得新闻，但是往往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下意识与他人保持契合的同伴本能催生了政党倾向的“信息泡沫”，无论是在现实住宅社区中，还是在网络社交空间中。这些泡沫将人们包围在由持相同观点的同伴组成的环境里，只接收确认性的信息和观点，隔绝了对立的观点。
泡沫还造就了回音室：不仅促进了从众表达，还为此类表达提供来自同伴的积极反馈。这种“从众学习—从众行为”的循环巩固了红蓝两党内部的共识，同时也加深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这就是所谓的“认知部落主义”，在同伴本能不断放大的过程中，部落认同正日益取代对真相的追求，美国人越来越多地通过从众来形成政治信念，现实与网络空间的“信息泡沫”加速了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不同群体的世界观出现根本性分化。如今的调查显示，政党认同的分歧已催生了最强烈偏见，美国两党之间的敌意并非源于对“外人”的原始仇视，而是源于彼此世界观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
用部落本能来解决冲突
在本书中莫里斯提到，党派冲突远非当今社会中唯一被归咎于部落敌意复苏的沙文主义现象。近年来，种族不平等问题已成为公众讨论的核心议题，而像塔克·卡尔森这样的政论人士认为，学校教授种族问题的方式正在“制造部落主义”。此外，针对不同宗教群体的恐怖袭击和军事打击也常被解释为一种回归原始部落愤怒的表现。然而，我们应当对这种“万能解释”保持警惕，因为这种做法反而会妨碍我们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作为部落动物，我们不仅受自己的利益驱动，还受同伴、英雄和祖先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无意识的，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它，它就会变得更强大，当我们正确使用它，就可以有效缓解我们之间的矛盾。同伴代码往往滞后于社会变革，有时，我们与其强迫同伴改变，不如亲身为他做示范。例如，如果公众更了解这些强大的同伴效应，他们就会明白，投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会减少自己的碳足迹，还会说服社区中的其他人减少他们的碳足迹。莫里斯在书中举例，当我们自己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时，就已经在邻居心里种下一个想法，可能不久后，他也会安装太阳能板。将自己视为部落的一份子，有助于我们看到自己行动的涟漪效应。
人类本能地渴望传统，因此我们热衷于吸收有关祖先传统的信息。那么，反击不宽容的先例信号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更令人信服的包容性先例信号来替代。9·11 事件后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美国基督徒面临威胁时，他们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可能导致大量穆斯林平民死亡的极端军事措施。然而，在一项实验中，当基督徒首先阅读呼吁宽恕的《圣经》经文后，处于威胁中的他们变得不那么倾向于支持这些军事措施。同样，在伊朗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当穆斯林被提醒《古兰经》中有关宽容的先例时，他们变得不那么倾向于支持对美国的“圣战”。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来源的宽容信息并没有抑制这两个群体的侵略冲动—传统信号必须来自群体自身的传统。在面临威胁时，重新塑造一个群体对传统的感知，可能比试图劝阻其遵循传统行动更容易。
人们可能需要找到新的同伴来培养更好的习惯，找到新的英雄来树立更好的价值观，或找到新的祖先来塑造更好的传统。《部落》中的建议并不是学术界常见的如何引发更理性决策的技巧，因为莫里斯认为理性并不是我们物种的强项。我们是“部落人”（Homotributus），而非“经济人”（Homoeconomicus）。当然，部落本能与许多紧迫的冲突有关，但它们也可以——而且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无法以个体身份克服当前的挑战。正如我们最早的祖先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只有以部落的方式齐心协力才能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