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视频 | 安筱鹏、吕本富、刘松对话新基建：新基建，到底新在哪里？

“新商业攻守道”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福特（创新企业家）”与“泰勒（前沿思想者）”的对话平台。我们将邀请国内最具创新思想的企业领袖和富有洞见的专家大咖，围绕当下社会最关心的数字商业领域的前瞻性、引领性议题，碰撞思想、洞察未来，进而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中，共创数字化转型之道与转型之路。“新商业功守道”的宗旨是：共创商业新知，启迪数字未来。

4月29日 大咖对话新基建第二期：新基建，新在哪里？

新基建到底新在哪里？新基建的新，在于建立一个新世界——数字孪生世界。从信息通信技术构筑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解构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数字孪生的世界。数字孪生世界的本质：在比特的汪洋中重构原子的运行轨道。数字孪生世界的意义：通过物理世界与数字孪生世界的相互映射、实时交互、高效协同，在比特的世界中构建物质世界的运行框架和体系，构建人类社会大规模协作新体系。数字基建就是构建数字孪生世界大厦的“地基”。数字化的过程是，把物理世界比特化，构筑一个数字孪生的世界，在数字孪生世界形成物理世界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决策，并把决策反馈给物理世界，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实现物理世界的资源优化。数字化的逻辑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比特去引导原子。

这次疫情把我们经济社会运行强行切换到了数字世界。疫情期间，大家通过钉钉实现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在线学习，通过网上购物来满足日常需求，其实人们已经在比特世界、数字空间中开始工作、学习、生活，解决各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问题。尤其是疫情使得非IT的人士理解了数字世界的工作和生活运行方式。疫情期间，我们的工作、生活、孩子的教育已经在比特空间中开始构建了，这在2003年非典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条件，还没有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来支撑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疫情也让我们也发现了之前许多无效的工作。

我们看到的只是疫情期间经济社会运行的结果，它背后的支撑是数字基建，数字基建与传统基建的重要区别在于，数字基建是由大量的科学家、企业家和知识网络支撑的。我们今天能享受的每一个应用带来的便利，其实都是过去五十年来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知识积累。原有基于物理世界的基础设施正在向赛博空间、数字空间切换，进而给我们带来工作生活极大的便利，这是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社会价值。

新的基础设施所要建设的数字世界，与过去原子世界不同，是比特在引导原子，这个定义是比较准的。新基建，如完全是一个比特的数字世界，那就是玩游戏，不是新基建的本质特征；新基建，如果只是涉及纯粹的原子世界，那就是旧世界。新基建最重要的特征，是用比特引导原子。最近这些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比特引导原子世界的道路上。比如说，出差出游前要出行地图，购物前要查询网友点评，了解信息后再行动，这就是比特引导原子的常见场景。这几年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提到的“最多跑一次”，也是典型的比特引导原子。

没有被比特引导的原子世界，意味着效率和价值的浪费。现实生活中，已经被比特引导原子的领域，效率要更高；还没有被比特引导原子的领域，往往是处于低效率状态，甚至是混乱状态。举个例子，生鲜的时效性使它成为电商最难啃的骨头。中国生鲜浪费达到35%，美国在大农业下，生鲜从包装到物流的标准化，中间环节的浪费只有5%。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生产端和消费端都是高度碎片化的，许多环节还没有达到用比特引导原子的状态，未来的空间很大。没有被比特引导，就意味着效率和产值的浪费。

新基建建设中的挑战在于：一是跨界融合。工业互联网最能体现这个跨界引导的难题，比特引导原子，涉及到每个细化垂直领域的知识模型，涉及隐性知识如何显性化，涉及多部门、专业人群如何协作。二是路径依赖。一个国家数字化路径与原子世界的制度基础强相关，中国小农经济决策了农业数字化的路径依赖，中国与其它国家大农场的制度设施不一样，这决定了中国数字化道路一定的独特的。三是用户习惯。疫情期间用户习惯从线下强行切换到线上，让我们在一种极端状态下看到了数字化的价值，比特引导原子的价值。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疫情完全结束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之前的状态，许多不再需要用比特引导原子？疫情结束后如何能使用许多基于数字化的新业态，如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在线医疗、在线签约等，能继续保留，从一种非常态转化为一种常态？

我们可以大胆提一些建议，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以后中小学20%的学校教学活动必须在线上完成，50%的各类K12辅导班的课程必须线上完成；比如，国内三甲医院评审标准中是不是补充一条：50%的流程必须在线上完成，到医院看病直接进诊室，从而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我们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强制性的管理评估体系来实现比特引导原子，提速新基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

未来10多年是传统IT架构在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切换的关键期。人类商业世界的复杂性、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以及新技术的持续涌现，使得基于传统IT架构的信息设施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需求的变化。我们今天讲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不是五年或者十年前业界所讲的传统IT基础设施，而是一个基于云+5G+移动化+IoT的新的数字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才能够应对商业系统的复杂性，形成面向角色、面向场景、响应需求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政策引导，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新基建的政策着力点，就是应加速这一历史进程。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使得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替代，降低了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每个人的创业创新门槛，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实现了社会“存量”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在于重构了各个社会基于“增量”的创新体系，推动企业家精神的规模化崛起。

数字基础设施的架构体系有三层：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的框架最底层是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是“数据+算力+算法”所构建的通用的技术平台。通过5G、NB-IoT、时间敏感网络、宽带等，把数据、算力、算法以及各同物和人的等主体连接起来。未来数字基础设施的底层解决的是生产力问题，建立一个新的人机协同的技术底座。

数字商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底层之上是我们过去十年最熟悉的各类数字平台，或者叫数字商业基础设施，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物流平台、支付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公共出行平台、文化娱乐平台等。这次疫情，大家已经感觉到它的作用价值，但它还会继续延伸两个特征，一个是继续下沉到五六线城市和农村去填补社会鸿沟，从而使其变成一种普惠化的服务；同时扩展到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更大范围。另外一个延伸的特征就是利用区环链技术提升信任。

新型物理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上面还有一层是新型物理基础设施，其实是现有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融入传统的铁路、港口、公路、电网、城市管网等传统基础设施中，推动着传统港口、机场、高铁的数字化改造，成为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的新型物理基础设施。这就是比特引导的物理世界。服务于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数字基础设施，最终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数字社会新时代。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基于新型数字基础是一种什么体验：几年后，你订阅了一个去全球任何一个某方的数字交通服务，系统会给你自动安排一个用时最少、成本最低、实时优化的出行方案，你不用操心哪个机场、哪个航班、哪辆高铁、谁来接送等，传统物理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高度融合。这也是另一种比特引导原子的现实场景。

当国家在倡导新基础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全社会数字化建设会一窝蜂走到传统IT建设的老路上，对IT系统理解没有变，穿新鞋走老路。大家热衷于搞数据中心、买服务器、建机房、找传统集成商、搞传统数据库，然后两三年上个应用系统。传统IT基础设施建设的逻辑，效率极低。疫情期间，阿里开发了各类支持医疗防疫、政府抗疫、居家生活、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的各类系统，这些系统的开发都是以“天”“小时”来计，其背后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阿里是全球核心业务系统全面上云的公司，是完全构建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的公司，基于云+中台+工具+组织实现了各类需求的快速响应。但是我们也看到，疫情期间原有许多信息系统发挥作用不够，如果我们新基建走到传统信息化的老路上，那一定会带来巨大损失和浪费。业界对新基建重要的认知，一定要把新旧IT说清。我支持以云为核心的新基建。

很多时候我们更关心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忽略了“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如何认识数字基础的本质特征，如何避免新基建的“重硬轻软”，是全社会应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我认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三方面建设的恰当组合：硬件、软件和人件。

底层的硬件建设：新基建和传统基建有区别也有共性，那就是都需要有一些硬件，比如说数据中心。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的数据中心，它是面向云计算的大数据中心。

底层硬件之上是软件和数据：一个是云计算，一个是数据，服务于人的创造力、知识模型和各种APP运行，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向上承载的是知识和创造力。

最上层是“人件”。人件包括三部分：一是企业家精神，尤其借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创造新模式；二是知识生产者，包括科学家和代码工程师；三是知识网络。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共识成本、知识集成是跨界融合的难题。这几年在推动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进程，我们在一线实践中的重要体会是，跨界融合最大的成本是共识成本，实现跨界融合最大能力是知识集成的能力，就是知识网络的建立。工业、农业、服务业怎么运用数字技术底座，在人和人之间去集成一个跨界的新知识网络，构建知识生态，这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总之，新的基建设施建设，要实现“硬件“”软件”“人件”建设的恰当组合。硬件是基础，软件是环境，数据是关键要素，真正产生实质变化的是在“人件”的创造力上。

新的基建给社会创造的价值，跟传统的基础设施有什么的区别？

一讲到基础设施，很多时候更多的是考虑投资的价值，传统的铁路、公路、港口，包括传统计算中心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有多少，这个非常重要。但我们今天讨论新基建的时候，仅仅关注对经济拉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关注新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数字红利。

这种数字红利，更多的是怎么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怎么激发企业、医院、学校每个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具企业家精神的人的创造，是需要全社会关注的议题。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针对企业家们，只要你具有创新意识，能够设定目标、整合资源，能够产品、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市场开拓上有创新，就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种企业家精神的群体不断涌现，才会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全球著名的技术经济专家麻省理工学院布莱恩约弗森曾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幂律经济：资本、劳动和创建》，提出一个时代命题：数字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21世界资本》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说，工业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资本收益率会超过劳动的收益率，工业社会几百年来贫富差距在拉大。数字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最具创见的思想以及具有这种思想的人。

数字基础的价值，在于能够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不断激发创意的产生，不断激发创造力迸发。当人的重复性的工作，包括是体力和脑力不断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替代，人们有条件也不得不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这是数字基础与传统基础设施的重要区别。

经济发展使产业分工持续深化，进入一个知识分工的新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带来了知识创造的专业化分工，知识作为一种产品被封装起来，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快速去传播、复用、创造，进而构建一个新的体系。未来我们可以预期，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成之后会带来一个暴发期，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推动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一个区别，就是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数字基建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从后向拉动效应到前向数字红利。中国由于消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构建一个更加便捷、大规模使用的数字商业设施，可以低成本地复制数字商业基础设施，更高效地满足消费者、个人、企业和政府的需求。线上的效率是传统线下效率的4倍。2005年中国每千人零售营业面积只有18平方米，美国是1105平方米，但是在数字互联网的时代，每1元的投入在零售领域能带来的销售额，线上是49.6元，而线下是12.5元。互联网、电子商务，使得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整个投入产出比更高了，用了更少的基础设施的资源，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这是它的数字红利的效应。

国际咨询机构BCG曾做过分析，由于互联网支付及移动支付的出现，2011-2020年中国减少1万亿元对各种移动支付、金融支付的基础设施的投入。2011年万人POS机的拥有量，美国是中国的8倍，人均银行卡拥有量是中国的8倍，而今天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是美国的80倍。中国用了更少的传统基础设施，更多数字基础设施，创造了更好的经济社会的价值。这就是数字基建的价值。移动支付在这次疫情期间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看到数字基建带来的经济价值。数字化生活、数字化交流、数字化商务正在成为风口，也是数字基建带来的社会福利，或者说就是数字红利。

现在学界对数字红利的认识并不统一。经济学上，买者和卖者都希望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交易会产生两个剩余：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但是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价值被低估了。GDP衡量在特定年度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但是互联网时代许多技术创新（搜素引擎、电子邮件、GPS）是免费的，经济统计数据模型并不能捕捉它们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利益。

美国有个大学做了一个有趣实证量化实验研究。他们给参与实验人群每个人的账户上打1000美元，要求参与实验者不能上Facebook、Google等网站，如果试验期间登录这些网站了，之前发放的1000美元要收回，再把测试标准提高到2000美元等继续测试。最后的结论大概是，一个美国中等活跃用户：放弃使用YouTube等流媒体一年的平均费用1173美元，停止使用搜索引擎平均成本17530美元，欧洲学生Snapchat一月估值是2.17欧元，领英1.52欧元，WhatsApp536欧元，推特的价值为0。

工业时代有交易才会有消费者剩余，而数字时代搭便车的人很多，没参与交易的人也可享受红利，从而节省了很多成本，这叫非交易者红利，非交易者搭便车带来的便利性，我们就称为数字红利。

数字红利的量化分析的基本规律是，数字平台的数字红利差不多是其市值的两倍。用传统统计模式确实是低估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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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预告

【新商业攻守道第一期】安筱鹏、吕本富、刘松对话新基建：历史观、全局观、未来观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