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开始，在中国掀起一场浩浩荡荡的战略转移，“到三线去”成为那个时候无尚光荣的事情。和四川、贵州等地的“大三线”相比，柳州算是赶上了“小三线”的末班车。
1976年10月28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一座现代化军工厂，代号“801厂”，对外名称“国营长虹机械厂”。801厂当时所在的地方隶属于柳州市柳城县沙埔公社石碑坪大队，在他们来之前，这里一片荒芜，方圆几公里内只有一座石碑坪农场。
距柳州火车站约28公里，从市里往北沿着209国道一直走，801厂的大门就在国道旁。1976年6月，一行22人在筹备处副主任孙广武的带领下，在石碑坪拉开了建设长虹的序幕。
1979年6月，林忠从成都来到柳州准备参加高考，“这里的生产建设如夏天般火热，那时挖一方土是1.42元，装卸一车砖是5元。”如今担任801厂党委书记的林忠回忆起刚到这里的事情，连数字都记得很清楚。那个暑假，林忠挣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笔150多元“辛苦费”。
已是党工处处长的沈静也对刚来工厂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坐着解放牌大卡车穿城而过，那时简直太拉风了。”当时高中还未毕业的他跟着父母来到柳州。“坐火车从成都到柳州，两天两夜。”同沈静一家来的还有成都719厂（现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百多户人家。
“外公外婆是在去西藏的半道上接到通知的，于是妈妈一家五口人举家搬到柳州来。”现任部装车间党支部书记的王昆翊讲述道。四川人最在乎“吃”的东西，于是在他们带到柳州的家当中，每家都有泡菜坛子，有的甚至连泡菜水也带来了。
当时，来到柳州的主要还有沈阳111厂、119厂、139厂，洛阳014中心以及广西当地军工厂抽调的人员。从沈阳来的人都带着面粉，因为在南方，想吃碗面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有了801厂后，才渐渐有了石碑坪乡即现在的石碑坪镇。”后来坊间都是这样流传的。就在这青天加荒地的地方，南腔北调的人聚集到了一起，“最初就是‘三通一平’的工作，通水、通电、通路，还有平整土地。”由于厂区周围只有地表水且经化验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所以只能铺设一条长8公里的管道从柳江引水到厂区。
在当时“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指导下，几乎所有三线工厂的职工住宿区都是靠近工厂的。用油毛毡搭成的席棚是当时工厂外常见的景象，801厂也不例外。林忠一家最早住在茅草棚里，“就是用竹子搭个架子，上面铺上茅草，再盖上一层牛毛毡，那房子就是四面透风，冬天只能是哪里漏风堵哪里。”
“那时候的人精神头特别好，大家干什么事心都很齐，觉得条件艰苦点不算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个人利益。”801厂厂报《桂北航天》的创始人之一郭建平回忆道。
周玉章从北京毕业后分配到桂林，来柳州前，他已经当了18年老师。他的学生袁智是当时筹备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1976年，他来到柳州，被分配到政工组，“总共四个组，还有工程技术组、生产准备组、保卫组。”
“三江四合，抱城如壶”，这是柳州人对城市的描述，而在801厂人的记忆中，他们来到柳州后，却对每年春末夏初伴着惊雷的暴雨印象深刻。有时候，暴风雨还会夹杂着龙卷风，“简易的房子根本就扛不起，有的时候屋顶都被吹走了。”周玉章说道。
那时的娱乐活动不多，每周六晚上免费的露天电影就像过节一样，附近乡镇的村民纷纷赶路来到厂区，坐在“前后都能看”的银幕下等待着。 1977年3月8日，这一天是妇女节，周玉章从县里搞到了红色娘子军的带子，想着这一天为女同志谋点福利。“七点多的时候，银幕前后都坐满了人，但天有点阴沉沉的。”周玉章回忆道，“没成想刚看了十多分钟，才看完第一卷片子，突然就刮起大风。”这场暴雨来得特别突然，风大得把银幕吹上了天，“快把音箱放下来！”话音还没落，音箱就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虽然这部片子后来重新补放了，但这次被暴风雨“袭击”的妇女节，让曾任工会主席的周玉章终生难忘。
广播，也是最能拨起三线人有关工厂记忆的东西。801厂的广播站建于1977年7月，每天广播4次。早晨七点，广播响起，那是大家该起床的时间。洗漱吃早餐时，播报国内国际新闻。新闻播报完了，大家就出门踩着广播号声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下班后，广播的内容也就变成了工厂的信息播报、表扬批评等等内容，比如某某同志拾金不昧、某某单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等等。他们在广播声的陪伴下，在艰苦的日子中，过着纯粹而简单的生活，至今801厂还保持着播放军号上下班的传统。
后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视机才开始逐渐走进家庭。林忠的父亲是学无线电专业的，他亲手组装了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那段时间每到晚上，林忠家门口都特别热闹，小伙伴们时常是端着饭碗围到这里看着“外面的世界”。 在王昆翊的印象中，她小时候都是通过“放大镜”看的电视剧，“最初电视机很小，于是就在电视机前面安了一个很大的放大镜，一到晚上厂里就是万人空巷。”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便衣警察》等，都是那个时候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时，技校毕业后进厂的沈静，月工资有32.5元，这收入在当时来说还算不错。“工作后最想买的就是自行车，那时想买“凤凰、永久、飞鸽”这样的名牌还要抓阄呢。”由于没抽中名牌，他用省吃俭用三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辆飞鸽的附属品牌——红旗牌自行车。
三线单位就像一个“小社会”，老同志也调侃道，“厂长就像市长一样，什么都得管。”建厂初期，在基建营房旁的草棚中就有了幼儿园和小学，“把小竹筐摇篮用大楠竹串起来，像糖葫芦一样，一下可以摇一排婴儿睡觉。”王昆翊至今想起这个情景，还在感叹当时的创意。由于厂里同期的年轻人比较多，为了不耽误最初的试制工作，有的人生下孩子满月后就回去上班了。
“在厂区里生活再单纯、再快乐，还是会长大。”王昆翊是工厂技校毕业包分配的最后一批。 秉承着“边建厂边试制”的原则，1981年，801厂就开始了产品试制工作，801厂的型号产品进展顺利。到1983年基建竣工验收时，他们已经生产出先锋批的产品，并试验成功，于1986年开始了批量生产。
在批量生产的同时，801厂便开始了产品改型研究。“没学会走就想跑，没学会跑就想飞”。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但正是这个大胆的举措，801厂在1989年底就完成了改进型产品的设计定型鉴定。之后，改进型产品也是捷报频传，对801厂的谣言不攻自破。
然而，随着国家对国防工业战略布局的调整，801厂一度面临着被调整出局的窘境，“未来何去何从”成为当时801厂人必须要做出的艰难选择。曾任16年801厂厂长的周国华回忆道，“当年大家都是怀着一腔热血来到这里，当单位站在十字路口时，如何继续向前发展，闯出更宽的道路， 成为摆在801厂所有人面前最紧迫的事情。”然而，这些从祖国大江南北义无反顾地聚到这偏僻的南疆小镇的航天人，怎么可能舍弃那份深厚的航天情结？801厂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新型号产品的开发，这一次又有人形容他们是“疯子”甚至“傻子”。
“首先就是一定要坚持发展，不发展就无法生存，然后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后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周国华被很多人称为801厂的“传奇式人物”，在他的带领下，新型号产品采用了多项当年国内首次使用的先进技术，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打造出801厂的新一把“神剑”。
“要能耐得住贫穷，耐得住寂寞，看准了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周国华认为，一支队伍要有统一的认识，大到为国家作贡献，小到为百姓趟出一条谋生之路。林忠与周国华老厂长搭过班子，现在他与现任厂长陈蒲阳正带领801厂走在新的征途上。
回忆起当年的低谷时期，从基层工人做起的林忠说道，“厂里那几年最难的时候，也流失了不少技术骨干，也有过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领导班子从未动摇过时刻要发展的目标。”
从2004年底开始，801厂逐步走出低谷，特别是在2009年之后，厂里的产品迈入了新时代。“以前是为了得到市场，绞尽脑汁出去抢合同，现在是有源源不断的产品订单。”看着厂里现在的发展，已经在北京退休的周国华发自内心地高兴。
说到民用产业，801厂可以追溯到基建时期。市场竞争，大浪淘沙。801厂的民用产品开发了不下30种，有的名噪一时，有的昙花一现，有的苟延残喘，有的胎死腹中。
起初他们办过农场，种过蘑菇，做过酱油，烧过红砖，还办起过建筑公司、商店、饭店。
八十年代初，国家调整三线企业后，工厂开发了手摇压力洗衣器、光致变色眼镜、吊扇、电子琴等产品。尤其是“霜花”牌吊扇，一度达到年产10万台的规模，“霜花飘千里，凉风送万家”的广告词也曾响彻大江南北。现在厂区里，很多办公室和家里都还用着它，30多年都不坏，“就是质量太好，成本太高，后来被民营企业冲垮了。”
九十年代，801厂依托地方汽车工业的发展，建起了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主要开发生产微型汽车前桥、制动主缸和真空助力器等。1998年，民品产值首破亿元大关，工厂综合经济效益指标名列航天企业之首。后来，801厂通过收并购组建机床设备厂，形成了现在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器和数控机床的民用产业格局。
当时在三线工厂内有这么一句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所以后来很多的三线第二代第三代人都戏称自己为“三献人”。
“回想起这些事情，就好像是在昨天，过去的事情忘不掉。”林忠从工作开始至今34年就没离开过801厂，在这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人的整个人生都和工厂的发展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归属感，不在故乡，不在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在一座工厂里。
“大家都是真正把这里当成家，有不满的地方都会直接提出来，心里都是为了能够让工厂越来越好。”王昆翊的外婆退休后还时刻关心着厂里发生的事情，“老人对以前的事情记得可清楚了，最近几年的事情反倒总是糊糊涂涂的。”她笑着说，“在801厂，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厂区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
语言上，这里也是一个各地交融的大熔炉。不管原来讲哪里的方言，到了801厂以后都讲的是中和的普通话，“不管标准不标准，能听懂就行，壮话、客家话、白话、四川话、东北话，几个人站在一起说的都不一样。”“航二代”的沈静至今还讲着四川话。据统计，曾在801厂工作过的职工中，除了没有西藏的，全国各地的都有。
“大家都是一个家属区里长大的，父辈之间基本上都是世交，各家几口人、哪个单位都清楚得很。你会发现从小到大跟你一起读书的这一群人，上班工作后每天抬头低头还是这一群人。”在王昆翊眼里，这是一个留得住乡愁的地方，虽然它的发展并没有那么迅速，但这里寄托着她们一家人的感情。
如今，航三代还留在厂里工作的已经不多了，“可能吸引力没那么强了，世界那么大，他们也都想出去看看吧。”曾经经历过逃荒和战争的周玉章说道，“磨练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财富，人要有适应能力，既要享受得了荣华富贵，也能经得起苦难磨砺。”
郭建平和几个当年的老哥们还经常碰到一起聊天，“还是愿意聊起当年的事情，感觉比较高兴，回忆里再苦也是美好的。”现在，厂区绿树成荫，蓝天白云，虫鸣鸟叫，“扎根在这儿，就没挪过窝，也没想过挪了。”“三线”这两个字是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安放着那代人的青春。
每天下班以后，总有些人走到厂门口对面的巷子里， 走进一家名叫“打工仔螺蛳粉”的小店享受那酣畅淋漓的酸辣。这个小店，和801厂一样，已经快40年了。
（中国航天报记者 李淑姮 部分资料图片由801厂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