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仍然是个“金融小国”。加上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虚拟化趋势加快，通过金融改革增进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匹配度迫在眉睫。
虽然金融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风险非常之大，如果乱改革、瞎改革，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但是不改革更没有出路。如何看待当前金融改革的紧迫性，我的看法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仍然是个“金融小国”。从这个角度来讲，以金融改革促金融大国建设“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第二个“势在必行”的原因来自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虚拟化趋势加快，通过金融改革增进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匹配度“迫在眉睫”。第三，如果市场定价机制长期不完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结构失衡，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因而，以金融改革，促金融资源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的配置“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当前，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投资、消费和服务的需要日益增长，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与此同时，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阻挡。但必须看到的是，当前正在全面推开、不断深化的改革，已为这场虽难却势在必行的金融改革，提供了整体推进和配套改革的机遇。
大变革带来大机遇，全面深化改革是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金融改革也是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着力点。一方面，金融改革要为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提供服务和配套；另一方面，其他各项改革，也将为加快推进金融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金融改革既要主动出击，也要借力而为、顺势而为；要在服务于整体改革大局的前提下，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当前的金融改革还面临两大新机遇——
首先，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投资、消费和服务的需要日益增长，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从客观上来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投资需求。“重融资、轻投资”的功能失衡现象，导致资本市场长期低迷。资本市场不仅投资回报率低，更有投资者屡屡被骗、被侵权，远离股市成为许多中小投资者无奈的选择。与此同时，民间资金可投资的金融产品不多，“中国大妈投资黄金被套”已经成为“国际笑话”。
而近年来，从黄花梨木、普洱茶、大蒜、中药材等普通商品到古董、字画等艺术品，民间游资随便赋予一个概念，其价格都会出现飙升，投机盛行、泡沫泛滥。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渴求。而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在金融投资、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不仅是金融业的责任，也是金融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其次，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大趋势、大背景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新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国际化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金融业有望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不仅在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方面有所提高，在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实力和能力上也将更上一个新台阶。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取向。
《决定》将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作为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的重要举措。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促进内外经济的均衡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也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利率市场化是货币领域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无疑将有助于发挥收益率曲线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利率类产品的定价基础，并促进货币调控工具实现从以数量调控为主到以价格调控为主的转变。
此外，《决定》在市场化取向方面的另一大看点，是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决定》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是继金融“国十条”之后，进一步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对发展民间金融的支持。这一举措有助于逐步促进非正规金融体系的阳光化，弥补当前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同时倒逼银行业经营体制转型，提升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效率。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法制化”战略取向。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没有法制保障的市场化是伪市场化，只能为弱肉强食提供掠夺财富的借口。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无不有着成熟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而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法律环境，不仅有利于优化金融运行的外部基础环境，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响金融安全运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决定》中对“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等举措的提出，无疑就是“法制化”战略取向的体现。
当然，为适应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必须制定与这些基本法律相配套的、更多的专业性法律法规和条例，制定和完善具体的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金融业监管办法。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各项监督措施在事前、事中、事后都落到实处。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取向。
未来，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经营、监管和风险抵御的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决定》提出了“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实现金融国际化的战略任务。
要顺利完成这些国际化的战略任务，中国金融业还需要补一些“功课”。
首先，应当充分利用金融手段，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并以此延揽全球人才和科技资源，形成新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二，在微观层面，应加快推进自贸区离岸金融创新业务的拓展，为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在宏观层面，应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构建一个安全与效率并重的国际化金融综合监管体系；在国际层面，中国应当采取多种途径参与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多边规则的制订过程，谋求更大的国际金融监管话语权，同时加强多边、双边的国际金融货币合作与协调，促进人民币走出去，维护区域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带动我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
第三，加快培养和提升国际化风险监管能力。要在风险监控方面注重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控理念，打造国际化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努力使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与市场发展、业务创新水平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接轨。
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大众化”战略取向。
金融改革的大众化战略取向，就是实施“普惠金融”。《决定》提出，要坚持民生金融优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让金融改革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后进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发展“普惠金融”，旨在降低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开展多种融资方式，规范发展民间借贷，拓宽小微企业多元融资渠道，提升金融的社会化程度。这意味着，小额信贷、互联网金融等针对广大低收入、高成长群体的新型金融机构与模式，将迎来较大发展空间。相信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通老百姓将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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