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悬崖上的村庄》，首次将“悬崖村”——这个通往外界需顺着断崖攀爬17条藤梯的村落带入公众视野。4年后，“悬崖村”大部分村民易地搬迁到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悬崖村’彝族同胞，实现了4年里跨越千年的目标”。
次日，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村里还有18个孩子在山下的勒尔小学读书，每个月由家长和村干部接送两次。5月14日，正好是孩子放学的日子。
孩子们究竟怎样通过天梯放学回家的呢？为真实、准确记录孩子们的爬天梯回家，我决定随家长下山接到孩子后，然后进行跟拍孩子们回家的过程。
14日早上7点，我就随同村民陈古吉通过天梯下山，他有5个孩子在山下读书，每次接送他都不会缺席。陈古吉是一个36岁的彝族汉子，消瘦让他看上去没有一点脂肪，他面部骨骼分明，笑起来嘴巴和眼睛弯曲得很用力，略有点夸张。
我自恃体能好，也常爬山，不过这样险峻的路绝对从未经历过的，加上我背着相机和无人机，行动更是困难，模样笨拙。
在悬崖上如履平地的陈古吉接过我的无人机和背包，跟我说“陈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没事”。一路上，他教我掌握了一些技巧，比如不要踩有碎石的斜坡，每一步下去确定踏实了再往前走，同时，手要抓牢藤条、钢索或牢固的崖石，就这样，我慢慢适应了下山节奏，顺利到达山底，山下勒尔小学的吉克校长已领着孩子们到了山脚交接地点。
有3个孩子随父母住在山下亲戚家，所以准备上山回家的孩子只有15人，有两个6岁的，读学前班，其他基本在10—15岁。其中女孩子占大多数。和通常的学校不同：1—3年级的学生都偏大，一是因为按照义务教育要求，一些孩子是近几年才入学的；二是，通常年小的孩子因为体能达不到走山路的条件，所以，到了能比较适应走山路的时候才入学，这样孩子山下才相对安全有保障。
除了两个学前班的孩子，其他孩子都背着书包，里面塞满了书和作业本还有一瓶灌满自来的矿泉水瓶，我拿起一个孩子的书包掂量下分量，差不多十几斤重。
孩子们穿的鞋都不太适宜攀登打滑地段的路，极少部分穿着球鞋，大部分是凉鞋，还有的穿的是拖鞋，问他们怎么不穿好点的鞋，他们说，只有这样的鞋子，也习惯了。
爬山开始前，陈古吉让儿子陈木黑举起双手，从胸前系上背包带，然后把背包带的另一端绕在手臂上。
前面由一个家长引路，中间一个家长，陈古吉带着陈木黑走最后，6岁的陈木黑已经在这条路上，上上下下几十次了。在爬垂直藤梯的时候，陈古吉会从后面微微提绳，让儿子能够省点力气，跟上前面的哥哥姐姐。在通过没有任何附着物的崖壁上的道路时，陈古吉就格外小心，紧抓绳子的手有时青筋暴起。
孩子们上下爬得多了，在家长的保护下，行动非常有节奏，一旦有掉队的，家长会控制队伍速度，有孩子累了，家长就安排孩子们在相对安全的地方休整。选择休整的地方最好能避风，因为孩子们爬山出汗多，刮风容易使孩子受凉。
孩子们爬山动作娴熟，看不出有害怕，不过，一个男孩告诉我，一次，他前面的同学摔了，被藤条挡住，没掉下悬崖，他才害怕了一阵子。
3个小时的回家路上，我使用相机、便携摄像机，一路记录孩子们爬山过程。相对下山，上山比较容易些，拍摄时我通常站在稍微宽敞的地方，或者用脚勾着天梯的横杆，稳住脚后再进行拍摄。爬天梯过程，我一只手抓天梯横杆行进，一只手持着防抖的便携摄像器材，进行了视频录制。
在孩子们上最后一段几乎垂直的天梯时，我找到一处平台，将无人机起飞，跟拍孩子们艰难攀爬最后一段高度约100米的天梯。画面中，孩子们小小的身体在位于绝壁的天梯慢慢移动，令人震惊。
晚上，我选了一张图片发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并配文：“毫无疑问 ，我被眼前的场面震撼了，几天的极其艰苦、危机四伏的共同体验 ，再次面对如此痛楚的现实，内心仍被一次次猛烈撞击，我希望我镜头前惊心动魄的诉说最终能带来改变 。”
2016年5月24日，新京报推出《悬崖上的村庄》的图文报道，首次将“悬崖村”带到公众面前。
悬崖峭壁上攀爬藤梯的孩子、用背包带提着儿子的陈古吉、9岁的陈惹作奋力向上攀登的镜头……成为“悬崖村”标志性画面，尤其陈古吉一家被读者熟知。
报道发出当天，四川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始着手解决“悬崖村”的出行安全等问题。昭觉县领导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里开展工作。凉山州也成立了工作组。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林书成表示要先施工一条钢筋结构梯道，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问题，接下来组织论证彻底解决方案。
5月底，我重返“悬崖村”，在之后的一周里，我先后发出了5篇图文报道，全面阐释了“悬崖村”的贫困现状、贫困根源、落后的教育条件等。
在此期间，新京报首席记者刘旻发出了一篇万字的“悬崖村”及周边地理的考察调查，并对杨勇先生的考察结果进行了充分解释，传递了“悬崖村”乃至昭觉县及周边未来发展的自然资源优势。
同时，国内其他媒体也纷纷探访“悬崖村”，令“悬崖村”被置于聚光灯下。
虽然报道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寻找路径帮助村民。
为了避免孩子们爬藤梯遇到危险，当地政府出资将勒尔小学的阿土勒尔村及周边其他“悬崖村”的孩子们，全部纳入全日制寄宿，要等到钢梯修好，确保行路安全了，再让孩子回家。
2016年7月，凉山州、昭觉县两级政府筹措100万元资金，决定把“悬崖村”年久危险的藤梯，改造成更加坚固和安全的钢梯。
因为地势太过险峻，当地政府四处求援，国内根本没有建筑公司愿意接手。
干部们决定发动村民自建，并邀请云南省相关领域的专家作技术指导，村里几乎每一家都出人出力积极响应。
修路、搬迁这些诉求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当地政府决定先利用当地的特色产业，办养羊合作社，扶持经济作物种植，村民入股分红，先赚一部分钱。
2016年11月，钢梯竣工后，“悬崖村”迎候了多年来第一个嫁入“悬崖村”的女青年。
紧接着，山下勒尔小学的孩子们第一次攀爬相对稳定和安全的钢梯回家。大量游客涌入“悬崖村”，有的好奇、有的献爱心、有的来打卡，过去几乎无外人涉足的“悬崖村”顿时喧闹起来。村民做起了农家乐生意，过去不易下山的土特产，在家里就被游客买走了。
2017年7月，“悬崖村”的钢梯通畅后，村里的用电接上了国家电网，光纤把4G网络接到每户人家。
村民不仅用上了电饭煲、洗衣机、电冰箱，还会使用互联网与电商合作销售土特产。凉山州围绕“悬崖村”为圆点，向周边辐射的旅游项目规划和实施，也全面展开。
因为被多次报道，陈古吉成为“悬崖村”的“网红村民”，很多到“悬崖村”的游客，慕名前来拜访。
借助微信平台，陈古吉把自己收割的野生蜂蜜，种植的花椒、核桃，销售一空。短短一年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脱贫。
之后，陈古吉联合村里其他养蜂蜜的村民，从自己渠道进行销售。
虽然“悬崖村”借助媒体的连续不断的高曝光率，带来不少网络红利，但是，因地理条件的限制就医就学条件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另外，有限的土地上人口过载，发展制约太多。虽然政府引导村民发展农家乐和小卖铺，但是，村民普遍缺乏旅游服务的意识，每年十几万的游客，能够在“悬崖村”上驻留的游客不过数百人。
凉山州政府副州长、昭觉县委书记子克拉格表示，四川脱贫看凉山，凉山脱贫看昭觉，昭觉脱贫看“悬崖村”。也就是说，“悬崖村”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样板，精准扶贫要达到更高标准。
2019年，“悬崖村”84户精准扶贫户被纳入易地搬迁。2020年5月12日到14日，也就是“悬崖村”被高度关注的4年整，“悬崖村”大部分村民易地搬迁到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子克拉格说，易地搬迁点是昭觉县最高档的社区，相关配置也最为齐全，使得“悬崖村”彝族同胞实现了4年里跨越千年的目标。
陈古吉是少数没有纳入易地搬迁的家庭，因为户口问题一直没有落实，他没有被纳入精准扶贫户，也没有列入易地搬迁对象。对此，陈古吉曾一度失落，不过，在抱怨的同时，他没有消极地去等、要、靠，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个人奋斗的动力。
他认为，没有和村子里的其他家庭一视同仁地纳入易地搬迁，会给孩子的进城就读初中带来困扰，孩子们心理落差较大。陈古吉说，过去多艰难都过来了，现在条件好多了，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陈古吉也得到了村里和乡里的支持，他准备把已成为危房的家推倒，建成可以接待游客的农家乐，要配套水冲厕所、淋浴间。
孩子进城读书的问题，陈古吉也有了自己的打算，他等3个孩子开学的时候，到城里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让身体不好的妻子陪着孩子到城里生活，也方便就医。
支尔莫乡乡长、“悬崖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说：“这些年‘悬崖村’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置于放大镜下，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悬崖村”生活改变的每一步都有媒体的监督报道，进而发现新的需求和问题，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官民互动的范本。政府为村民创造机会脱贫，村民也自愿付出体力建设钢梯、付出精力学习如何做好旅游接待。“悬崖村”脱贫攻坚这个大难题，正因有两方的协同努力，才一点一点攻克下来。
4年来，在持续报道阿土勒尔村的同时，我也把镜头对准了和阿土勒尔村周边类似的“悬崖村”，在这些区域先后做了5次报道，把这些村落面临的困境带入公众视野。
2019年8月，我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了对46个贫困学生的资助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减少学生就学负担，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报道，也推动了这些地方从道路条件的改善，到并入国家电网、接入4G网络，村民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每个村落都出现了自媒体达人，粉丝从几千到百万。到2020年5月，得益于精准扶贫的政策红利，这些地方有的整体搬迁，有的大部分搬迁，均易地搬迁到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
在持续报道“悬崖村”的同时，2017年，我开始把一部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内典型贫困地区的调研。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妻子，新京报调查记者刘旻，先后走访贵州毕节、甘肃定西、云南曲靖、新疆南部等地十个村落，对其中一些典型的村落进行系统调研和长期追踪。
在报道一些地区因客观原因存在的现实困境，我们积极和地方政府进行沟通，探讨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起助力破解难题。
2019年，我们4次进入贵州毕节市威宁县“溜索村”，连续报道了孩子们上学难，而学生家长不愿搬迁的困境。同时，溜索村的上学难问题，也牵动了中央到贵州省委的关切，促进了贵州省对溜索村所在的海拉镇的就学条件的全面普查，最后在各级财政的支持下，威宁县投入1000多万资金，在海拉镇新建和扩建了7栋宿舍楼，解决了全镇1040个学生上学难的问题。
2020年，我们持续聚焦贵州威宁县、云南会泽县，报道脱贫攻坚中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为改善民生、建设家园所付出的努力。同时，我们帮助引入助学、帮困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当地居民争取到了福利。
“悬崖村”改变的每一步，有媒体的报道，发现需求和问题，也有政府、村民、网友、公益力量的积极参与，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一点一点攻克难题。
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些年做的大部分涉及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调查报道，应归结为“建设性新闻”报道。“建设性新闻”突破了原本媒体追求的冲突性框架，强调媒体的参与性和社会责任。它主张媒体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
它的核心理念包括：问题解决导向、面向未来的视野、包容与多元、赋权、提供语境、协同创新。“建设性新闻”通过报道为民众赋权，通过广泛地采访了解民意，并通过他们与官方、精英的对话和互动，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
作者：陈杰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
编辑：大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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