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成都晚报社被正式撤销，并进入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程序，成立清算工作小组。
原成都晚报的一名知情人士告诉《传媒茶话会》，这意味着成都晚报不再办报纸，人员分流到成都传媒集团其他单位，集中力量办新媒体。
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进行资产清算，这是媒体转企改革过程中必须完成的程序，成都晚报只是媒体变革的一个缩影。
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仍还有媒体在转企改革问题上犹豫，存在困惑，部分行业报在转企上迟迟难以突破，被“卡”住了。媒体转企改革必要性有哪些？会存在哪些“拦路虎”？转企后媒体该如何融合发展？
11月初，《传媒茶话会》对话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会长赵健，中国电力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郝兴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黄楚新。
媒体转企改革才能蹚过改革深水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三次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媒体改革发展随之展开。
第一次是1978年—1993年。这一阶段，媒体的事业单位属性，企业化管理机制确立，在实践层面改变了党和国家包揽传媒单位一切事务的做法，媒体拥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第二次是1993年—2002年。在这期间，媒体开始集团化、资本化运作。一是纷纷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二是传媒单位通过投资新闻传媒外的行业、合作经营新闻传媒相关产业、传媒单位下属企业股份制改造、参股上市公司等方式进行资本运作。
第三次是2002年至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并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领域。从2003年开始，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非时政类报刊社、重点新闻网站、广播影视企业集团与出版社纷纷“转企改革、重塑市场主体”，实现了由事业单位到企业主体的身份转型。
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两项规定在延续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政策基础上推出了完成转企给予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媒体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自推进媒体转企改革以来，很多媒体早已完成转企，但其中也不乏观望者、困顿者。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会长赵健认为，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舆论生态和传播格局。如今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发展“压力山大”，不仅是都市报衰微，地方经济媒体也面临严重的生存挑战，推动媒体转企改革，是传统主流媒体抢占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主阵地、受众资源、广告市场的机遇，传统媒体不要放缓转企进程，更不要观望。
“多年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运行机制的活力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黄楚新谈道，传统媒体转企改革推动媒体不断创新营收模式，寻找更多的经营支撑点，激活自身造血能力。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发人员创造活力，让体制机制释放出了好的配置效应。
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越来越不适用媒体融合走向纵深发展的需要。转企改革也有利于破除媒体融合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机制创新难点，帮助媒体蹚过改革深水区。
媒体发展进入融合时代，而融媒体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技术建设、招聘、留住人才都需要花钱，单靠媒体的资金，没有实力推进各项建设，而转企后能进行社会融资，融媒体建设也有充沛的资金。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路途中必然有拦路虎，媒体转企改革中也一样。
某行业报向《传媒茶话会》透露，该报2013年开始推进转企工作，之后进行了资产清核、审计，2014年完成审计报告、核销了事业单位编制。资产清核报告也上报相关部门，但是一直没有获得批复。如今，该报主管部门虽支持推动事业单位转企改革，但尚未提出转企的方案，该报转企工作也随之停了下来。
郝兴国指出，做好转企改革，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上级，包括主管单位和转企改革涉及到的新闻宣传、财政、税务、人社等管理部门的支持，这样有利于深入了解政策，少走弯路，且有利于为今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媒体转企自上而下开展，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推进的重要原因。
在黄楚新看来，“传统媒体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考核机制等，大多还是大众媒体时代的媒体运营理念，不论是在新闻生产流程上，还是在采编人员的绩效考核上，均存在创新乏力，固有机制比较僵化。同时传统媒体大多属于事业单位，长期依靠广告二次售卖或通过国家财政拨款维持运转，适应市场能力不强。”
实际上，《传媒茶话会》也了解到，在转企过程中，很多媒体都会提前做好人事调整、安排，建立绩效考核制度，更好地适应转企后的变化。
2012年12月，中国电力报社完成公司制改革，并更名为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先由事业单位转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再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为公司制企业。
作为转企“过来人”，郝兴国认为，“搞改革就是在突破，困难还是有的。我们的体会是思想意识的统一和入脑入心最难。在启动转企改革前，我们有十多年渐进式改革的铺垫，这是一个好的基础，但还是有一些陷入了‘内卷化’的员工对改革有顾虑”。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电力传媒集团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思想工作做到位；二是将改与不改的优劣讲给员工听；三是让广大员工体验到打破身份界限的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果。
体制、机制、人员、资产共同构成了媒体转企的工作内容，其中，体制是关键、机制是核心、人员是难点。
赵健曾参与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媒体企业的整体改制，担任原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八年，公司年年盈利。他指出，事业编制媒体转企后，人员身份会转变，由以前的事业单位编制转为企业聘任员工，必须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标准选人用人，招募适应全媒体传播时代的新人才，员工的“铁饭碗”也被打破，量才使用，多劳多得。这种人与组织的调整必然会牵涉到大量个人的经济利益以及社会保障问题。
“但是，媒体转企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负盈亏，收入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挂钩，媒体经营好，员工待遇、福利自然有保障。虽然转企后媒体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是不应该惧怕，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环境下，会倒逼媒体进行内容生产变革，提供更获受众喜欢和市场认可的内容与服务。”赵健补充道。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完成转企并不是推进媒体改革的终点，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媒体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任务，这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在赵健看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占据了大量的用户时间，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这对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和经营带来巨大挑战。传统媒体要善于发挥自己的权威性，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提升媒体渗透力，生产更为专业、优质的内容，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未来，媒体体制机制改革仍是重点难点，需要在党管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加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媒体深度融合时代，体制机制该如何创新？黄楚新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组织结构上，要破除传统媒体多层级、分散型的线性组织架构，建立高效集约的生态型业务链和系统。在媒体融合中打通生产和传播渠道，增强协同合作能力，放大一体效能。
二是薪酬与考核方面，要充分发挥薪酬制度对激发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意义，建立新型绩效考核制度，考虑将收入和内容数量、质量等直接挂钩。
三是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要建立面向新媒体受众的专业团队。通过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主流媒体的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
参考资料：韩永进 《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文化部教育科技司摘自社科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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