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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大钊生前影像刷屏。影像中，李大钊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激情演讲，台下传来阵阵欢呼声和掌声。
当年，李大钊是如何通过报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的？这些工作又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报刊政论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新闻思想卓有见地，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基石。
从1912年到1927年，由他创办、主编及参与编辑的报刊有《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青年》等15种。他以大钊、守常、常、明明、冥冥、孤松、李钊等14个笔名先后为49家报刊撰写稿件400多篇，近百万字。[1]这些稿件中，主要是报刊政论文体。
1915年8月15日，李大钊在北京创刊《晨钟报》，报头印一古钟图案，每天刻一条警语，第六条是明代名臣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是他一生的生动概括和真实写照。
李大钊决心改造中国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创办《每周评论》；领导并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刊物《劳动音》周刊、《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艰苦卓绝地寻觅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庶民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人类的进步曙光。
他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雷鸣电闪般的语言，惊醒了沉睡的中国。这标志着他不仅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也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
1919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纪念日，他主编的《晨报副刊》特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刊登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还把轮执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5号编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每周评论》主编，第31号发表他《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此引发了 “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致信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登出。李大钊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
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李大钊以朴实的文风，严密的事理，丝丝入扣地诠释了提倡“主义”的重要。“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当年，他还发起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且指导“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天津觉悟社、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同反动派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深感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仅大有必要，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大钊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于1921年7月23日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轰轰烈烈的革命狂飙在中国掀起，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深入工人群众，发动了开滦大罢工、长辛店工人罢工、二七大罢工。为了掀起更大的工人运动，他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同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
李大钊曾四赴上海，两下广州，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还认真研究农民问题。他领导北方农民成立农会，开展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些人悲观失望，志气消沉，为此，李大钊写下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文章提出不平坦的道路，艰难险阻的境界要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 “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句句铿锵有力，打动人心，他的富于形象性和哲理性的语言，拨开了笼罩在人们思想里的阴云，使大家重新看到光明和希望，增添勇气和力量。李大钊坚定乐观，激情澎湃，可谓“哀亦过人，乐亦过人”。读他的政论，几乎篇篇都沸腾着战斗的激情，时时感到有一股热气迎面扑来，这是他伟大的思想和品格的表现。
长期的办报实践，使李大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新闻思想比较集中体现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甲寅之新生命》《政论家与政治家》《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成立会上的演说》《报与史》《宪法与思想自由》《议会之言论》和《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论著中，他卓有见地的新闻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
李大钊认为报刊的首要是政治功能，就是运用舆论的警钟，促进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其次是“察其变”、“蒐其实”、“会其通”，他写的《报与史》，[2]对此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
他提出无论作报与作史，都要掌握三个要义：“一曰，察其变。社会的进展不已，人事的变迁无常，治史者必须即其进展交易之象，而察其程迹，始能得人类社会之真象；二曰，蒐其实。欲求人类进变之迹，苟于个个现实发生的事件，未得真确之证据，则难免驰空武断之弊；三曰，会其通。今日史学进步的程途，已达于不仅以考证精核片段的事实，即为毕史之能事了，必须认人事为互有连锁，互有因果关系者，而施以考察，以期于事实与事实之间，发现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而后得观人事之会通。”
他《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也谈到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3]
再次是主张言论、出版自由，翻开《李大钊全集》在标题中有十多处写到自由：《那里还有自由》《宪法与思想自由》《议会之言论》《自由与秩序》和《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对自由， 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争取和维护，李大钊一生始终为之奋斗。他说：“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4]
现有《李大钊全集》五卷出版。他的遗著如同他的人一样“‘青春’之气，万古常青”。
2.李大钊发表于1923年8月30日《顺天时报》第7000期纪念号第6版。
3.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演说》，北京《晨报》，1922年2月12日。
4.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7期，191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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