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塞钱、被挑衅，采访中记者遇到这些情况该怎么办？

这种干扰方式较为常见，较为“温柔”，但也可能暗含“杀机”，稍有不慎，记者易受到行业纪律处分甚至面临刑事责任风险。对此，有四个“必须”、一个“尽量”值得注意：一是必须注意与利益相关方独处的场合。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被监督对象、举报人等，与其独处之时往往是被塞钱的高频时段，并且，恰是由于独处，一些事情常“说不清楚”，为日后产生纠纷埋下伏笔。

二是必须将当场拒绝作为第一选择。不能因碍于情面而“先收下，找合适时机再退回”，因为，个别机构可能就此录下收钱视频发给记者相要挟，或直接发给办案机关，甚至可能办案人员就埋伏在屋外。一些案例显示，根据具体案情，记者有可能会被认为涉嫌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敲诈勒索等罪名，尽管这样的陷害之举未必能得逞，但未雨绸缪显然是更好的。

当然，拒绝的姿态有时不宜过分强硬、剑拔弩张，以免被对方认为失去沟通的可能，刺激其加速采取不恰当的危机公关方式，如向媒体领导说情、施压等。

三是必须固定好拒绝款物的证据。证据宜有一定数量，最好能交叉印证。例如，我采访某县一起行政违法事件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其办公室塞钱，希望不要报道。在明确拒绝后，我借故离开当地，该负责人则派工作人员送我去火车站。我一边在安检处排队，一边“督促”他离开，但他迟迟不走。他果然伸手，迅速往我衣兜塞钱，末了掉头就跑。

此时我立刻做了四件事以固定证据：首先，马上追出，跑至车站监控能拍摄到的位置，将钱朝他扔去，不给再推来推去的机会，并告知“有监控”；其次，跑回车站，给该工作人员打电话并录音，质问为何塞钱，确认是否已捡回钱；再次，给前述部门负责人致电并录音，投诉该工作人员再次送钱，并告知钱已退回；最后，向报社汇报情况，这将在下一点详述。

四是必须立即报告供职单位。包括：何时、何地遇到何人送钱，是否知道数额，结果如何，等等。汇报宜使用文字，并通过能记载时间的微信、邮件或短信发出，之后视事情发展及单位要求决定是否撰写情况说明。

五是尽量不提自身经济状况。为了规避风险，记者在采访或闲聊时，宜尽量免谈自身经济状况特别是收入不佳的情况。

这指某些部门的执法，是一种较有威慑力的“干扰”。之所以“干扰”加引号，是由于该方式可能具备双重属性：对记者而言，它的确让记者感到干扰、施压甚至恐吓；然而，从法律上看，它们有的合法违法的边界较为模糊，虽让人不快，但仍在有关部门自由裁量范围之内，外人难判断其是刻意为之，还是纯属误会或执法水平有限。

我认为，这当中大致有三条处理原则：第一，记者没有特权，不能违法，不能给对方带来口实；第二，执法人员同样没有特权，同样不能违法，且应该接受包括记者在内的公民的监督；第三，合法执法的要求之外还有合理执法，遇到凭常识即可判断并不合理的做法，应当有理有据地指出或记录下来。

就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常见被检查的场景包括：
一是被检查身份证件。多年前，为掌握某一事件情况，我曾隐瞒记者身份陪同报料人到某市政府进行沟通。其间工作人员怀疑我的身份及是否录音，一名看似身着警服的人员遂要求我出示身份证，见其为辅警，周围又无民警，我便拒绝了。接着，一名穿着警服的人过来，我要求亮明警察证，再核对了警号，方才同意出示。

二是被查房特别是深夜查房。我在报道某市涉警舆情事件时遇到一例。当时晚上12点左右，我交完稿件已睡下，突然门外有自称是警察的人敲门。对于深夜查房的正当性，在此不作过多讨论，我仅介绍当时在开门前后的做法：开门前，第一，注意保留证据，在房间多处放置录音设备，准备记录现场，防止说不清的纠纷；第二，迅速与编辑部联系，告知宾馆名称、房间号及情况；第三，编写一条微博备用，如有意外可第一时间发出。

开门后我则坚持三点。第一，对方不得少于两人，且可要求民警出示警察证，并记录警号。第二，记者此时不存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查房仅限查验证件，不能进屋搜查。第三，询问为何深夜查房，紧迫性和必要性何在。

让记者更感压迫的干扰是被困，也就是由于各种原因暂被限制人身自由。该方式一般伴随三个现象：一是对方有特定的目的，比如希望核实记者身份，希望试探记者掌握了什么事实，或是软硬兼施希望删除相关录音、照片；二是限制记者对外联络，可能出现没收手机等行为；三是对记者“攻心”，言语恐吓，夸大事实，歪曲记者的采访行为。 

因此，其对应的破解策略包括：第一，让对方认为已实现了或者不可能实现特定目的；第二，设法与外界联络，包括编辑、领导或可信赖的其他人员；第三，不卑不亢地澄清事实，或视情况适当示弱，或要求其与本单位或相关部门联系。当然，一切底线是记者人身安全，通常来说，如被困地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一般不会有人身安全危险；如是民营企业、偏远地区，则应该更加小心。

面对批评类采访，个别官员会建议记者返程，甚至直接表示安排车辆送站。此举多出于抵触采访、不信任记者的心理，我们可先尝试说服、沟通，在无效的情况下，则可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方法，避免正面冲突。

首先是假意顺从。例如采访某县重大舆情事件时，该省一强势部门有关负责人建议不要采访，我便顺势说“那我先走了”。接着，他安排人送我去车站。当着他们的面，我进站、买票、上车，送站的人也走了。但等大巴开了一会儿，我突然对司机说“停一下，东西落了，要下车”，之后重返现场。

其次是降低个别官员不必要的提防心理。也就是使对方低估你对事实的掌握程度和报道决心，避免其采取不恰当的危机公关方式。

最后是不让对方感到“绝望”。某次采访结束，我乘坐夜班火车硬卧返程，并将材料散在铺上，开始写稿。然而，不知是巧合还是被刻意安排，邻铺正好是其中相关当事人的亲属。他自称看到了材料上的字，希望我不要写这件事情。

卧铺车厢是相当封闭的空间，那时又近晚上12点，如产生矛盾必定难以处置。于是，我安抚他称现在有别的事儿要处理，明天七八点起来再好好聊。他便先睡了，我则继续完成这篇须次日见报的报道，发回编辑部。其实，我是凌晨四点到站下车，他天亮后看不见我，只能看到网上的报道。

如果说前述四种方法较为文明，是智慧式的周旋，那么，直接挑衅甚至以暴力威胁可能是最难应对、风险最大的干扰。

我的处理经验是：一方面应该做好情绪管理，不卑不亢地讲明道理，保持克制，必要时适当退让，避免激化矛盾；另一方面可以与当地相关部门、人士“绑定”，令挑衅者投鼠忌器。

这方面印象深刻的经历，发生在某次采访政府部门被拒之后。当我准备离开时，一名男子在楼下大院拦住去路，称我踩到他了。我认为应该没有踩到，但看其言之凿凿，便也表示了歉意。他仍不让我离开，进而说“你欠我钱了”，一听这话，我当即判断他是找茬儿的，无法讲道理。

对方人高马大，拦在唯一的出口，我无路可去，硬闯又肯定会让自己吃亏。于是我掉头就往政府办公室里走，他也跟了过来。我急忙找到刚才联络的工作人员，强调此人在“找事儿”，如果今天我在这里出了什么意外，你们要负全部责任。工作人员见状，急忙将其挡在办公室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