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被网络弄得不敢随便同情别人，我害怕我的愤怒再像狗屎一样被按在地上摩擦。”
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关于鲍毓明的通报出来后，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这也让人联想到了苟晶事件。媒体在采访中对待信源提供的内容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如何来判定信源提供内容的真实性？如何选择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
9月17日，《传媒茶话会》对话了中国青年报深度调查部原主任、高级记者刘万永，以及一名资深调查记者。
“越是容易引爆的热点新闻，各路媒体越是追求实效，发布独家，采访片面、信源单一几乎成为通病，往往取得了事件多方当事人中某一方的说法，就进行发布，所以对于这类仅仅单方发声的新闻报道，我基本不会予以采信。”
一名资深的调查记者在看到鲍毓明案的通报后告诉《传媒茶话会》。
我们都知道孤证不立，在新闻报道中，多个信源交叉印证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范。但是，在一个“网爆”就可以成为信源的时代，在争议事件中采访当事一方早已是司空见惯。
同在鲍某某案中媒体将关注度聚焦到李星星身上一样，今年6月，苟晶事件轰动一时，针对苟晶被老师的女儿冒名顶替的问题，鲜有媒体采访苟晶的班主任，把全部的镜头和版面都给了苟晶。这种单方叙述也为日后的事实部分反转埋下了隐患。
“采访一定要全面、平衡。除了李星星的描述，还要听被指控方的观点和态度。”中国青年报深度调查部原主任、高级记者刘万永认为，在公众关注度极高的鲍某某案中，媒体应当做到平衡，这种平衡并不是篇幅和字数上的平衡而是在关键问题上，有指控有回应。而不能仅满足于鲍毓明“获知记者身份后，立刻将电话挂断，再也无法拨通”，要尽力让当事双方回复事实性的内容，这是记者的基本功。
无论是刘万永，还是不方便透露姓名的资深调查记者，他们都认为，“谁都别相信，怀疑一切，核实一切”是调查报道的基本原则。
在苟晶事件中，媒体对苟晶的言论有闻必录式的报道在山东省关于此事的通报出来后，让媒体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在官方对鲍毓明案的通报中又重新上演。
“对采访对象说的话要进行起码的核实。”刘万永说，记者对一些事件有自己的认识是很正常的，但作为报道来呈现时需要有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认识和观点。要准确、全面地记录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但同时更需要对其提到的事实部分尽最大努力核实，只有确信事实的真实性才能写。
在此前媒体的报道中，文中很多采用李星星单方的叙述，针对很多关键焦点事实都未进行核实：鲍毓明与李星星是否存在收养关系？鲍毓明是否强奸李星星？李星星第一次与鲍毓明发生性关系时究竟多少岁？
刘万永认为，一个人的言辞证据证明力是最弱的，最强的是物证和书证。刘万永表示，在采访中得到的所谓的采访对象的言辞证据、物证和书证，记者都要进行合理的筛选，排除合理的怀疑，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有些报道观点和事实是混在一起的，写作的时候要把评述性语言和事实分开，观点性语言和事实性语言一定要注明出处。”刘万永表示，读者并不清楚这话是记者自己的观点还是采访对象说的，记者出于保护自己也要注明出处。
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柴会群在《“弱者”的谎言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溃败——评<南风窗>与<财新>对鲍某涉嫌性侵案的报道》一文中，对《南风窗》和《财新》的报道中对于事实性信息来源进行了统计。他发现，《南风窗》报道中提到的35条事实性信息中，有多达16条没有交代消息来源。《财新》报道的34条事实性信息中，仅有1条未交代来源。
柴会群在文中写到：“仅凭以上数据，从专业性角度，两篇新闻报道的各自成色就可见一斑。”
2019年1月26日，一家媒体微博账号上发布的一条泡酒十多年的“长白山野山参”开花的视频引发了公众关注。澎湃新闻就此事采访了相关专家，专家指出花是后插的，也不是野山参，并告诫新闻媒体和网站“一定要落实清楚事实再发布，别因为个人一时兴起或信口开河而影响行业发展”。
“事出反常必有妖。越是让人感觉离奇古怪的事情，越有可能掩盖了关键性事实，越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桥段，就越可能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越简单反而越会接近真相。”不方便透露姓名的资深调查记者告诉《传媒茶话会》。
本文图片由花瓣美素提供
编辑| 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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