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栽花花不开？不妨试试这样挖掘“计划外”的好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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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一般会带着目标，但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有时会与记者的“有备而来”不相吻合，而那些突然“冒”出来的新情况反而激起了记者采访和写作的热情，于是“计划外”的新闻便产生了，并引起了积极反响。我的记者生涯中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几十年过去了，仍深深烙在记忆中，很值得回味。

一张“告示”引出上下关注的话题

1982年3月1日，是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的第一天。为响应号召，哈尔滨市第七百货商店在店门口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营业员在售货中，凡少给顾客一两，自愿受罚一斤；少给顾客一寸，自愿受罚一尺；抬高物价一角，自愿受罚一元。店内有公平尺、公平秤，供顾客当场监督检查。”这番“文明经商、诚信待客”的表态虽属商店本分，但能向顾客明示，仍不乏诚意。

几天后我登门采访，不料商店领导面露难色地说：“好事难做呀，没想到好多货进来的时候就分量不足，要执行‘告示’商店就要贴钱了！”

这“新情况”令我颇感意外。我询问原委，商店领导说，长期以来他们对进货验收的做法是数大件，不检斤。例如进10袋白糖，数够10袋就受理了，至于每袋的分量从不过秤核验，因为工厂出厂产品的分量是标明的。现在为了执行“告示”，商店工作细了，对来货进行检斤，不想发现了不少问题。

3月4日，该店进了20包棉花，工厂标明每包100斤，每包里面有100“瓜”（即100斤），每瓜一斤，用纸和绳包扎好。可一过秤，平均每包才80斤，每瓜才8两。商店领导当即将供货厂家——哈尔滨市弹棉厂有关人员找来过目。事情明摆着，他们承认不足量，给补了400斤棉花。

商店的同志不禁感慨道：长期以来我们卖棉花从来不过秤，一张棉花票（当时棉花凭票供应）就给现成的一瓜（即一斤）棉花，顾客相信商店，拿回家也不会秤，真不知道让多少顾客吃了亏！

在食品烟酒柜台，营业员们反映糖果、糕点进店时分量也有不够的。她们举例说，从哈尔滨道里区抚顺青年饮料厂进的“娃娃酥”糖，每包净重标明20斤，可实际上连三、四两重的包装纸箱在内才够分量。从哈尔滨南岗区糕点厂进的蛋糕，标明18斤一箱，一过秤每箱都少四至六两。

白糖，一袋100斤，实际连八两重的袋子在内只有96斤左右。饼干也是如此，以前大包装饼干会多出一些分量作损耗用，现在不但不多，分量还不足。

连成盒的香烟，也常发现少支和半截的。商店曾一连打开3条哈尔滨卷烟厂生产的葡萄牌香烟，发现有6包香烟每包只有18支，比满盒20支少2支，还有3包各有两到三支是半截的。

“有些短斤少两还很难看出来。”这家商店负责业务的张经理告诉我：“比如，前些天天津一家羊毛衫厂来推销产品，我拿了一件样品问：每件有多重？对方回答：四两。我一称，才三两七。这说明工厂投料就不足。但是一般顾客买羊毛衫哪会称分量？”

围绕这个问题，商店的同志议论：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存在着制度不严、风气不正的问题，对质量和数量缺乏严格的检查和监督。就是在马路上你也常能看到，运苹果的吃苹果，运香肠的吃香肠，甚至还往兜里装。特别是供不应求的商品，你要检斤，发现分量不足和厂家较真，下回他们就不给你供货了。

我们的交谈又回到“告示”上。第七百货商店的同志说，“告示”是为了保证顾客付了钱后，能相应地得到一份“秤平尺足”的商品，作为商店这是起码要做到的。但现在因为厂家、企业提供的货物短斤少两的现象相当普遍，使得一件简单的、理所应当做的事情成了带有社会性的难题了。所以要实现“告示”的承诺，营造文明诚信的氛围，需要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形成合力才行。

获得这些采访材料后，我先写了份供领导参考的内部材料，相关领导批示后，国家经委即转发全国，要求各部门就材料反映的问题开展调查，作出整改。

后来我又以“记者来信”的形式，发出新华社通稿。总社播发后，被多家报纸采用，由人民日报主管的市场报不仅刊登在头版，还配发了“杜绝短斤少两”的社论。

从想写一家商店文明诚信经营的新闻，变成引起高层领导和媒体重视、社会关心，从而促进出厂产品短斤少两问题整改的内部材料和公开报道，这是令我颇感欣慰的。

“牢骚”成了新闻由头

1989年8月到9月，哈尔滨有一家大型地下商场和一栋百货大楼先后竣工开业。按惯例，有代表性的工程落成要举行庆典仪式，会请记者参加。我参与了这两项活动。

在地下商场庆典现场，我站在台下建筑工人队伍的旁边。在这里，不经意间，我听到了和台上“热情洋溢”的致辞不协调的“牢骚”声：“怎么连一句‘建筑工人辛苦了’的话也没有呀！”打量说话的人，着一身施工服，无疑是建设者中的一员。

在接下来的另一场开业仪式中，我同样也站在施工人员一旁，又听到了类似的声音：“到剪彩的时候，怎么和我们建设工人没关系了？”这引起了我的关注：难道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值得探究的原委？

我和同事蒋耀波决定去摸摸情况。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发牢骚的人，他叫曹玉田，54岁，是负责地下商场建设的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处主任。他说，13个月的日夜苦干，克服了多少困难，想的就是早一天把商场建起来。他是个细心而又重感情的人，剪彩那天特意带了微型录音机，想把盛况录下来，“好留个纪念。”可没想到，剪彩仪式从头到尾，这个领导讲话，那个来宾致辞，“竟没有一个提到我们这个建筑单位的，也没有一句‘建筑工人辛苦了’之类的话。”曹玉田心里好不对劲。他待不下去了，没等仪式结束，挤出人群，回到了工程处的办公室。

在一旁的他的同事邓忠祥接过话茬：“这个地下工程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要求一年多拿下来，工期紧，难度大，加上资金不足，真不容易啊！可剪彩的时候，连建筑单位的名都没点一下，确实说不过去。”

第二个发“牢骚”的是百货大楼工程的承包队长陈大福。剪彩那天，现场还有些活没完，不少职工边干活边旁观了剪彩仪式。然而“旁观”的结果是“大伙心里不是滋味——因为没有人提到我们，好像我们就是干活的，别的和我们无关。”陈大福说：“我们商业建筑公司是个小单位，只有四百来名职工。可百货大楼的工程不小，有两万多平方米。原计划工期是三年零三个月，后来上级要求一年半之内完工。我们知道商店早一天开业就早一天有效益，因此咬着牙答应下来了。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组织职工昼夜施工，大伙的口号是‘流大汗，出大力，扒一层皮，拼命也要完成任务。’从去年4月1日开工到今年9月完工，终于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任务。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可到剪彩的时候，把我们忘了，大家心里是有想法的。”

这些话语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些不合潮流的陈旧观念和做法被扬弃了，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气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丢了，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伤了他们的感情，这对经济建设有好处吗？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进步有利吗？

在和两个建筑公司职工的交流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冒”出来一句：什么时候我们工人也能上台剪个彩？工程建设中贡献最大的设计人员、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就不能拿那把大剪刀，显显我们工人阶级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主人翁精神吗？

我们听了很受感染。不仅建筑工人，工作在任何一个岗位的劳动者，只要为我们的社会付出了辛劳都应该得到尊重。于是决定以“工人说：何时我们也剪个彩？”为题，将采访内容写成“记者来信”发到总社，希望能引起全社会对劳动者呼声的重视。

总社编辑部收到来信后，认为有现实针对性和积极意义，即向全国播发。稿件被许多媒体采用，有的还配发了评论。

在黑龙江省，时任省长邵奇惠看到报道后，“内心深感不安”。这位工人出身的省长说：“房子是工人一砖一瓦盖起来的。盖好了，庆贺的时候，工人被遗忘了，这怎么可以。”他和负责基本建设的时任副省长安振东谈了这件事。

安振东也有当工人的经历，和邵奇惠有同感。他们立即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国庆节前，省里有一批大型工程要竣工剪彩，到时一定要请建筑职工参加。虽然剪彩只是一种形式，但这能表达对工人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尊重”就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

于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场景出现了：9月24日，佳木斯松花江公路大桥竣工剪彩。时任黑龙江省路桥公司第一工程处工人孙文仁和时任副省长安振东、佳木斯市委书记李福顺站在一起，共同把象征着成果和庆贺的红绸剪开。

10月1日，哈尔滨火车站扩建工程竣工。剪彩仪式开始前，邵奇惠看到我，把我招呼到一位老工人面前，介绍说：“这位工人师傅名叫王静波，是承建这项工程的省第一建筑公司的老工人、老劳模。过一会儿我要和老王一起为这项工程剪彩。”王静波很高兴，对我说：“我盖房子三十多年了，今天还是第一次参加剪彩。这不仅是我的光荣，也是广大工人的光荣。”

当地媒体都把“工人剪彩”作为新闻重点予以突出报道。这期间，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暖人场景。

给编辑部的信成了一组内参

1988年春，我参加新华社总社组织的“中小学教育改革”采访小分队，由北往南跑了一圈。完成报道任务之外，我对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有不吐不快之感，便给总社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还取了一个标题：化难为易靠改革。初衷是想向编辑部通通情况，以利于他们进一步组织好改革题材的报道。

信一开头写道：“跑了南方一些省市，颇有感慨，总的看法是，凡是改革开放搞得活跃的地方，人们的情绪高，精神面貌好；反之，人们的牢骚多，情绪低。目前国内形势面临不少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和深化改革。群众对改革不仅有迫切要求，还有许多好办法，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施展才华，问题是能得到解决的。”接着我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

从上海“洋插队”谈起

在上海，我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门口观察了一个上午，足有五六百人等待办签证。进一步了解到，1987年上海自费出国将近两万人，其中80%到日本。去的大部分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去的目的是挣钱。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说，不如趁年轻到日本闯两年，肯定有收获。一位已经办好赴日本手续的朋友也对我说：“如果上海也有类似日本的环境，打破大锅饭，真正实行多劳多得，我们何必离乡背井到日本去干呢？那儿虽然离上海不太远，毕竟是个陌生的异国他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对深化改革的期待。差别大，而且差别就在眼前，于是到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成了许多上海人的心愿。

如果说“洋插队”热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催促我们加快改革，造就一种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机制。

南下，感受到欣欣向荣

离开上海，到广东的广州、深圳、福建的石狮和浙江的温州又采访了半个多月，感受大不一样了。

广东一带人民的精神面貌很振奋。看上去大家都很忙，广州的西湖路灯光市场很有名气，上千个服装和小商品摊档吸引着许许多多的顾客，而对绝大多数摊主来说，这是“第二职业”。

在深圳，从事第二职业就更普遍了，各方面都认为这很正常。“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你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报酬。”人们这样认为。

37岁的陈柏林是温州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他有3家工厂，工人平均月薪三百多元。他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工人完成定额后，干啥都可以。他厂里的有些技术活，本厂工人干不了，他就招别的工厂的技术人员来干，每天晚上干5个小时，月薪500元。他说：“温州就是这样，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充分发挥，干的多收入也多，‘大锅饭’是没有的。”

温州人的勤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夜12点多了，我们上街观察，夜市依然兴旺，家庭小工厂机声阵阵，长途汽车在公路上来来往往……说起前途，人们充满信心，认为个个想办法，人人出力气，国家能增加财富，人民能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干，个人和国家都有前途。

收入比较多，生活比较好，才干能发挥，牢骚自然就少，对物价上涨的心理和经济的承受能力也更强。广东、浙江一带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还访问了温州桥头纽扣市场和柳市电器市场，那里正在抓产品质量和经商道德建设。能感受到，那儿的生产是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传递基层的活力

到基层走走，尤其到改革开放搞得比较好的地方走走，常常会被基层干部和群众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办法感奋。

中小学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问题在山东省平度县、上海市曹扬二中等改革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已经基本解决。平度县经过全民讨论，制定“县规”：把每年人均收入的2%提出来，作为“人民教育基金”，一部分用于改善教育条件，一部分用于提高教师福利待遇。

全县校舍焕然一新，教师平均收入也高了不少，教师队伍稳定，教育质量提高，各方一片叫好声。曹扬二中与工厂“结缘”，学校为工厂培训青工，工厂向学校支付费用；学校内部实行“课时工资制”，调动教师积极性，保证多劳多得，使大部分教师的收入和“左右邻居”相比差距不大，因此人心稳定，教育质量在上海名列前茅。

这样的例子很多。

通过和他们交谈，给人这样的启示：我们国家大，底子薄，各地情况差别很大。给政策，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改革面临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以上就是信的主要内容。

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引起了总社的重视，他们将信的3个部分作为3篇内参发出，并介绍，这组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既深刻又新鲜，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我想，总社这样处理，是要为改革鼓与呼。改革是全新的事物，有不同看法很正常。问题是要看大方向，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看改革是否调动起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否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是的话，就要充分肯定和支持，并继续改进和完善。正因为这样，总社觉得这封信对改革现状“实实在在”的所见所闻所感，对领导的思考和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回味这是3篇“计划外新闻”的采写，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当记者一定要深入实际中去，因为那里有你想不到的、开采不尽的宝藏！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后到营部、团部和兵团报社从事新闻工作。1979年调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任记者。1991年任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副社长。1994年底调新华社上海分社从事浦东开发报道。）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闻战线”，较原文有删减

原标题：“计划外新闻”采写的回味

作者系张持坚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文中图片由花瓣美素提供

主编：刘娟

编辑：葛畅

值班编辑：叶莉

校对：李媛 毛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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