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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现场就能获得深度？这位新华社记者说不一定

传媒茶话会

2024-01-30

导读：公共价值的实现，不能仅靠技术而没有严肃新闻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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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快节奏、碎片化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执着于进入现场、深度写作的记者变得越来越稀缺和宝贵。

刘诗平就是还在坚守的其中之一。

刘诗平1997年进入新华社工作，先后在北京、香港等地从事新闻报道。其中，在新华社国内部和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担任过金融、财税、铁路、科技、海洋、测绘、气象、水利等领域跑口记者。多次赴长江黄河、南水北调、丝绸之路、可可西里、南海西沙等地调研采访。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奔波在新闻采访一线。

这么多年的一线采访经历刘诗平有哪些感悟呢？本文通过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主持人刘江与刘诗平的对话，与大家分享一二。

新华社高级记者刘诗平

若没有积累，即便进入现场也会茫然

刘江：近年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了大量聚焦中央环保督察的报道，派记者与督察组下沉实地，探索嵌入式舆论监督报道新模式，取得显著成效，得到相关部门高度认可。这类跟随相关部门的采访，记者的工作方式通常分为两类：依靠督察组的调查和工作报告；在随访的基础上主动出击发现问题。你采写的《电站密布、拦河筑坝、圈水造景……谁来拯救被“切割”的河流？》《“优秀示范村”农民自建厕所却不敢用，咋回事儿？》我印象很深，都是独家报道。线索是如何发现的？

刘诗平：我跟访的督察组是从河南省洛阳到三门峡。这条路线当年杜甫在安史之乱发生时曾走过，他从洛阳到石壕村（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干壕村）、潼关，至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境内），就沿途所见所感写出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战乱和苦难的画面如在目前。我常想，像《石壕吏》那一夜的见闻如此真切，如果1000多年前一名记者在现场遇到这一切，能写出那种真实、沉痛的厚重感吗？走在杜甫走过的这条路上，这种情绪一直很激励我。

选择洛阳和三门峡，是因为我“走读”过黄河，对黄河情况相对比较熟悉。到洛阳驻地的当天晚上，督察组开会讨论他们白天督察的黄河支流违规建水电站的事。督察组成员非常专业，但是他们督察的重点多、一天跑的地方多，写出引发受众关注的议题，还需要记者个人的发现和突破。比如，地方会把督察相关项目的材料都摆出来，向督察组开放，记者可以查阅，但只有懂行才能发现可深入的新闻，才能把问题问到点上。

刘江：督察组掌握的线索很多，你怎样确定报道的方向？

刘诗平：新华社做舆论监督报道的原则经过多年锤炼和总结，非常具有操作性：针对那些“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典型问题。

首先是就政策对标对表，确保问题的普遍性，且导向是正确的。基本摸清情况、初步形成报道思路，比如说小水电问题，我采访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即将启动黄河流域小水电站清理整治，力争用2年至3年时间，解决过度开发问题，因此我对报道方向有底气。

其次，解决新闻的接近性问题，让读者能看懂报道内容的价值。记者到了现场之后，脑子里要联想到之前的相关积累，实际上是知识、认知的汇总。比如在这个报道里，记者要有水电站建设的基本概念，对河流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等有认知。我对长江的小水电建设有过调研，对建设健康河湖有所了解，看到类似的情况头脑比较清楚。

包括环境在内的一些专业领域报道，普通受众的认知其实很有限。对于显性的损害，公众比较容易接受；但对于隐性、全局、长远的后果，一些政府官员和百姓其实都存在一定的认识局限。有的地方违规建坝造景或者过度建小水电站，某些官员认为是发展经济造福于民，一些群众也认为是好事。但作为新华社记者，要通过深入报道和思考，揭示真相、以理服人，引导公众真正理解、认同中央环保督察的用心与深意。否则，仅凭普通经验和直觉，很容易受到采访对象观念的左右，产生摇摆，甚至误导受众。

刘江：有记者说跟随采访的过程中看到一些现象，但感觉比较零碎、单薄，很难成稿。你是怎么解决的？

刘诗平：督察组非常专业，但他们是从工作的角度展开。记者则要从新闻出发，请督察组的专家帮助我们判断问题，同时追问，集中精力把证据做扎实，发现缺漏的环节想办法现场补足。要有主动意识、全面的知识积累，否则督察组的工作节奏快，你到现场也会茫然，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在跟随督察组下沉时，我们发现一条河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三级坝”变身“五级坝”，“直线坝”变身“弧形坝”，与当初通过环保审批的批复均不相符。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但一个例子并不够，如果要让稿件更丰满、更有力度和厚度，就需要增加案例。因此，我提出去采访另一条督察组发现存在问题的河流。虽然这与督察组既定的路线安排不同，但他们觉得我工作很认真很用功，非常支持，派了一个专家陪我去。我们沿着问题河段看到，仅30多公里的河段上就可以看到7座橡胶坝。大量橡胶坝是为了调节河道径流、提升城市景观水平而建。我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问题一目了然。

当然，增加报道的深度，还要增加大量背景的补充，引导读者从个案看到全局。这跟摄影的道理一样，在景深的衬托下，镜头里的形象才能更饱满更突出。

刘江：《“优秀示范村”农民自建厕所却不敢用，咋回事儿？》这篇报道也冲上了热搜。这是一个反差性很强的故事，你是怎么发现的？

刘诗平：我跟着督察组去看这个村的污水处理站，发现它根本就没运转。我们估计平日它可以应付检查不被发现，但恰恰我们去的时候下雨，污水直接流到河里，问题就暴露了。我随即在手机里查相关背景，发现这个村居然是全国文明村。

一些地方靠政府财政拨款建设污水处理站，之后没钱了也不再继续维护，污水处理站沦为“沉睡”的设施。另外，农村厕所维护不力问题也较突出。晚上督察组回到驻地开会时，我提出写这个案例，但感到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扎实。第二天专门回去拍照、补充采访村民。然后，就遇到两位老人说厕所问题。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自家建的厕所排污却要自己处理，孩子不在家弄不动，有的老人甚至都不敢在家里解大便。这个细节后来成为爆点，因为它太典型、太说明问题了。

头一天第一次在现场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采访的方向，加上时间紧，也没能采访到这个内容。所以，如果思想没做好准备，即便人在现场，也不一定能完全抓住重点和关键细节。

我后来在网上看跟帖，全国很多网民讨论家乡类似的情况。稿子播发后地方很快完成整改，认识态度和整改力度让我感到欣慰，也感到督察工作的分量。

“四极”探险的苦与乐

刘江：你除了多次赴丝绸之路、南海西沙、怒江峡谷、新疆和内蒙古边境等地采访拍摄，还不止一次前往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第三极）、马里亚纳海沟（第四极）这些多数人遥不可及的地方采访。为什么这么痴迷做一名上山入海的“四极”记者？

刘诗平：以地球“四极”而言，它们都是地球上有标志性的地方，我从事的报道以科考为主，这些地方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科技装备的水平，是展现中国科研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方面。对记者来说，这些地方也是新闻的新疆域，其报道对我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拓展。

2017年7月，中俄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8月，我因为多年关注北极，获相关公司领导允许搭乘“天健”号远洋货轮，航行在北极东北航道这条世界最北的国际航线上，成为我国首个现场报道“冰上丝绸之路”的记者。

又如，2018年11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第35次中国南极科考。当时，我的任务是跟随“雪龙”号做随船报道，但当我了解到新华社记者从1984年第一次中国南极科考以来，没有一个记者前往冰穹A、昆仑站和泰山站采访，2019年又正好是中山站成立三十周年、昆仑站成立十周年、泰山站成立五周年，因此在考察队领队和极地办、极地中心领导帮助下，按程序申请前往更加艰难但更有新闻性的南极内陆报道，成为新华社第一个挺进南极冰盖之巅的记者，从昆仑站、泰山站发出即时新闻。

最新、首次，这些独特的“第一次”，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太有吸引力了。我在这些地方不仅用文字，而且用照相机、无人机记录现场，用图片、视频、纪录片等形式传播和丰富新闻。

这些报道，既有在南极冰盖之巅探寻气候变化的证据，也有正在消融的北极冰川和即将淹没的村庄；既有在海拔5000多米高处的青藏牧民之家和长江、黄河源头环境保护，也有在马里亚纳海沟4800米深处漫步梦幻般的海底世界……以及众多奋战的科考队员。

刘江：至少在10多年的时间里，你几乎每年都会去一处“极地”。这对很多人来说首先是个体能挑战。

刘诗平：我年轻的时候身体特别好，这两三年感觉差了些。我不晕船、不晕机、不高反，能吃苦。2023年7月，我随长江源科考队在四五千米的高原上近十天，一面奔跑一面写稿，感觉良好。

刘江：你是学历史的，印象里似乎应该是热衷挖土、考据，怎么会对极限的东西这么感兴趣？

刘诗平：这是对史学的误解。你看司马迁的书就能明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向来是历史学所强调的。另外，我喜欢旅行，大学毕业甚至曾经想去《中国旅游报》。我跑口多半是只要能去的地方都争取去。跑海洋的时候，南海、东海、黄海、渤海……重要的海域我都去过。我觉得写新闻肯定还是希望到一线去，这样做同时也可以跟跑口单位打成一片。

北极、南极的冰川是个什么样子？坐在家里看到的一定不如亲眼所见。我对海冰、冰山、冰川、冰架、冰盖这些概念烂熟于心。极地科考到底如何艰难？寒冷、风暴、咆哮西风带我都体验过，感同身受，跟科学家的交流和沟通自然也就更有感情和深度。

刘江：吃了那么多苦，你的收获有哪些？

刘诗平：首先完成了很多重要的科考报道，报道了一些中国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科技装备，很有成就感。另外，让世人知道，新华社记者在这些极地现场做了首发、原创报道，很有存在感。同时，极大地充实了自己。历史的学术背景让我习惯以更广阔的时空维度观察社会，通过采访丰富人生阅历，拓展见识，体验另类人生，何其幸运！

刘江：2017年5月，你搭乘“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北坡下潜，抵达4811米深处的海底世界。这是中国记者首次在世界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下潜采访。当天有哪些细节愿意分享？

刘诗平：在南海出发时，大洋协会、本航次领队和“蛟龙”号团队已经指导我在南海浅水层演练过。我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的潜次是这一航段的第一潜。下潜之前要尽量不吃不喝，减少在小小潜水器中不必要的麻烦。下潜和上浮来回各3个多小时，在海底航行、观察取样3个多小时，回到船上大伙儿喝酒庆祝，但我一口气喝了一大杯之后，得赶回房间写稿子，一天没吃东西又有酒精助攻，又饿又累一不留神就睡着了，还好很快醒来，赶紧接着写。

当天，我播发了《4811米：新华社记者搭乘“蛟龙”号完成在世界最深处下潜》，以及《前往海底就像漫游流星划过的太空》《深潜马里亚纳海沟——海底世界见闻记》等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

□ 刘诗平2017年5月在马里亚纳海沟搭乘“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采访

我在《前往海底就像漫游流星划过的太空》一文中这样描述下潜过程和海底的情形：“就如坐在宇宙飞船里漫游太空，不时能看到流星划过一样，只要耐心贴着‘蛟龙’号舷窗向外张望，在深海里下潜就能看到很多像流星一样划过的亮点。下潜过程中，从200多米到1000多米之间，‘流星’划过的频率非常高，在四五百米处偶尔还能遇到‘流星雨’。”

刘江：在这些地方采访和生活有多困难？

刘诗平：中国南极科考队前往南极内陆科考，海拔越来越高（昆仑站海拔超过4000米）、气温越来越低（都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途中会不时遇到急速而来的暴风雪和天地茫茫一片的白化天，极难通行的冰丘密集区，还要防备更多可以伤及人命的冰裂隙。而科考队员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修理雪地车和雪橇，对生理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

随行报道工作难度也很大，要在途中摇晃颠簸、暴风雪、高海拔和极低温的条件下写稿，科考队停下作业需要跟随采访。有时修车修一整夜，我也同样一夜不睡，采访、拍摄、写稿，还要随时解决海事卫星发稿传输难题。

这些地方最大的问题是信号不好。如果在船上，只能把海事卫星带到船顶上发稿。每一篇现场发出来的稿件看似普通平常，其实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生活方面就更是只能凑合了。科考队员住在类似集装箱的住宿舱里，生活舱是厨房兼餐厅，每天吃加热速冻食品。生活饮水靠融化雪水，在内陆冰盖科考的50多天里，洗脸多用湿纸巾擦拭，洗澡更是奢求。

虽然很困难，但这些特别的地方有新闻，作为一名记者有这样的采访机会，实在是太幸运了。而且，作为跑口记者，去有标志性的这些地方采访是责任和义务，没去的话内心反而很焦虑。

报道极地的自然和风物，记者带着历史和比较的眼光，稿子会更有穿透力和前瞻性。比如，我们参加长江源科考报道，每次在几乎相同的地方拍照做比较，同时结合科学家的科研和数据，能从冰雪的消融程度，真实、有力地印证地球气候变暖的事实，然后对人类活动的情况进行观察和思考，提出对策和建议。

著书立说突破新闻的碎片化

刘江：很多优秀记者都有著书立说的雄心，这也是一名专家型记者成熟的重要标志。你已经出版了《汇丰金融帝国：140年的中国故事》《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等专著。在新闻报道的忙碌之余撰写专著的目的是什么？

刘诗平：写过几本书，是因为在碎片化的新闻报道中思考报道领域里的问题，想在更深入、更系统审视报道对象的基础上，加深对采访领域的熟悉和了解，从而帮助更好地做好日常报道。

比如，写作汇丰银行一书，缘起是我跑银行口的经历。每次去上海采访，我或住在外滩的百老汇酒店，或住在陆家嘴遥望对面。外滩那一排恢宏建筑里就有原汇丰的大楼，这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正是我国探索大型银行股改上市的时候，汇丰等著名外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备受关注，是业内瞩目和研究的对象，我作为记者当然就关注到。

我跑银行口首先是重点报道中资银行。工农中建大型商业银行上市后如何发展？汇丰当时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经营令人印象深刻，是当时中国上市银行重要的借鉴。

刘江：你是学历史的文科生，后来是分到了经济采访室，属于跨界，怎么做到在几年内就写出一本专著？

刘诗平：除了日常报道，重要的是做研究。首先是宏观政策，其次是中观层面和微观个案。我觉得如果要跑好一个口，就要有纵深，既把握行业脉络，也要同时结合当下热点。历史学习是我的强项。比如，我跑银行口的时候，中国银行业正在改革，要向最优质的跨国银行学习，要有国际视野。国际银行业有哪些新的动向和发展趋势，解剖麻雀是一个办法。

我跑银行口的时候，曾经给一个杂志写专栏，内容以中国的银行为主，既关注现实，更探讨历史，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金融，这是中国金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汇丰、怡和在这时进入我的视野。怡和是现存中国最早的外资企业，是置身于世界五百强的著名家族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如何做到百年老店和基业长青，同样需要有跨国企业的借鉴。2003年，我被派驻香港，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汇丰和怡和的总部虽然都已外迁，但香港始终是它们的重要运营中心。

所以，我采访的领域、工作的地理环境和个人兴趣，最终都逐渐聚焦到汇丰和怡和了。从晚清到民国到时下的汇丰与怡和，于是成为我研究的对象，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都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典型性是没有问题的。

刘江：写书比写新闻稿更要有专业深度，你是如何准备材料开展研究的？

刘诗平：所有相关的中英文著作和研究成果，尽可能找到和研读。不仅利用公共图书馆，我自己也花了两万多元购买各种书。长年的关注和日常报道，加上多年的积累，不难找到书写的课题。

刘江：与金融专家相比，你的研究优势在哪里？

刘诗平：记者的研究更有现实关切。我写汇丰和怡和的时候，互联网没有现在发达，电子材料特别少，很不方便，我常常去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等查阅、复印资料，采用的还是比较传统的治学方式。

实际上，无论是书写外国银行，还是后来做敦煌研究，我这几本书在一些方面都是有关联的，都是在关注和探讨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回顾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演进的历程。

记者写书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视野比较开阔，及时关注各方动态和国内外时事，多年关注和追踪一个领域，同时有机会与所报道和关注的机构及其高管接触。不过，只能用业余时间写作，比起专门的学者，时间保证和深度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晶报和香港三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组织的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本书评选，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这本书还获评了“阅读香港：25年25本书”，说明这些书写得还是有价值的。

刘江：从《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到《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两本关于敦煌的著作缘起是什么？

刘诗平：我在武大历史系读书和在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时，学习和研究的就是敦煌学和隋唐史。后来进新华社当记者，觉得要对敦煌做一个告别。1999年我在北京分社做记者时，正逢《敦煌学大辞典》出版，这本书是敦煌学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你别看是一个辞典，它其实集中了中国所有的敦煌学顶级专家来写词条。我觉得快到2000年了，敦煌藏经洞发现就要100周年，可以对敦煌做一个回顾和总结了，于是利用过去所学的知识，利用多次前往敦煌和丝绸之路的采访和旅行，同时专门去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采访敦煌学家和一些已故敦煌学家的家人，在导师和同行的帮助下，在孟宪实老师直接参与下，写成《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结果，无形中把学术和新闻联系在一起了。

刘江：最近出版《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你再次与敦煌“相遇”有什么新感受？

刘诗平：我的目的是想把敦煌和丝绸之路介绍给普通读者。敦煌学这20年来发展非常快，出版了很多新东西，有很多新发现。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拥有全世界的研究者。敦煌的历史也是丝绸之路发展的缩影，当时最大的全球化就是丝绸之路，它连接起了亚欧非大陆。我个人这些年恰好也在全世界跑，尤其是全世界的海洋，深刻体会到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人的冒险探索与世界贸易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和演进，不断思考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怡和、汇丰和敦煌三个案例，都是记录世纪转型中的中国与世界，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国际经贸、金融、文化等领域中经历的碰撞、痛楚与新生。

刘江：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记者的身份。近年来，不时有人提出互联网时代记者的职业没有出路。你怎么看？

刘诗平：首先，媒体的技术和手段确实是变化了。当年我们入行时基本要求是文字能力，国内部和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日常只做文字报道。现在除了文字之外，图片、视频成为必会技能，而且要真正拿得出有融合力的新闻作品。

其次，媒体的传播方式和读者接受新闻信息的习惯也确实起了变化了。自媒体的蓬勃发展，短视频大行其道，人人都有麦克风，对新闻的要求已经不同于往日。

但是，无论新闻从业人员生存空间受到的挑战还是AI技术的日新月异，都在提示我们，新闻最核心的竞争力应该还是优质内容。在提高新闻采访质量和触达受众的能力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想，无论技术迭代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还是需要体验、情感和智慧，需要对世界和自我的客观认知。而公共价值的实现，没有严肃新闻的创造者，显然是无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