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农商行成为债券、票据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而债券、票据市场的一些热点话题也总离不开农商行的身影。因此，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农商行，希望通过系列的专题，理清债券、票据市场中农商行的作用。
主要内容：
1.农商行背景介绍
农商行是农信社改革的产物，而村镇银行是地方性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基本金灵活，主要针对小、快、灵的小额信贷。
2.农商行规模
农商行和农信社的网点占了整个市场占总涉农网点数量的92%左右
3.农商行的财务分析
农商行在小微贷款中处于主力军的位置；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值得关注，高资产利润率和快速增长的理财规模可以发现，农商行的理财收入为其高资产利润里做出了不少贡献。
正文
一、农商行的“前世”：农信社改革的产物
农村金融基本上形成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体系。其中，正规金融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等参与。非正规金融主要泛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
信用社是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的主力，农村信用社最早成立于建国初期，曾一度是我国农村金融唯一的存在形式。经历了初步发展、曲折反复、快速发展等不同的阶段，1996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正式脱离与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逐步改变为“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并在全国各地开始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但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提出按照多元化模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在合作制基础上积极探索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
二、农商行的“今生”：规模扩张较快
2001年末，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江阴市、常熟市成立了全国第一批县级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2011年银监会表示将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农商行在农信系统内金融机构的占比逐年上升，2015年10月末，共改制农商行838家，到2016年3月，我国农商行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家。截至2017年1月25日，全国农商行分支机构和代理机构的总数已经达到7807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和湖北等七个省（市）已全面完成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从整体来看，涉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中农商行和农信社的网点数量占整个市场92%左右；从资产的规模来看，农商行的资产规模数量领先于城商行，仅次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一）农商行的规模依赖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我国地区城镇化程度的不同，将全国各个省市分解为前城镇化、快速城镇化、和后城镇化三种类型，其中，中部具有代表性的后城镇化城市有北京，前城镇化省有黑龙江；东部后城镇化的代表城市有上海，快速城镇化有江苏；西部前城镇化的代表有新疆、青海等，快速城镇化的代表有重庆等。
从网点数量上来说：网点数量排名靠前的农商行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福建和北上深等地。农商行由于发展三农的定位和网点规模局限等因素，极大的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状态和人口密度。以江苏省为例，2016年江苏全省GDP达到76086亿元，增速为7.8%，领先全国增速1.1个百分点，而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070元，首次破3万。江苏省相对来说经济发达、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因而江苏省内的农商行例如江阴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和紫金农商行等均为农商行中的佼佼者。相比之下，海南等经济表现相对一般的地域，其农商行网点数量也相对较小。
（二）农商行在村镇银行的布局中步伐较快
在新增的村镇银行中，按发起人机构类型可以划分为城商行持有和农商行持有。自2011年以后，农商行所发起的村镇银行的数量节节攀升，占总规模的比重从2011年的19%到2014年的39%，与之相反，城商行对村镇银行的持有量逐年下降，到2014年，其规模已经小于农商行拥有的村镇银行的规模。随着金融逐步发展，农商行和城商行逐渐的发掘自身定位，村镇银行逐渐的成为了农商行的“地盘”。但总的来看，村镇银行的数量是逐渐稳步递增，从2011年的539家到2014年的1106家，翻了近一倍。农商行本身更贴近“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的经营理念，在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不高、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缺位等问题存在时，农商行布局村镇银行可以积极走出去，输出管理和资本，引回税收和资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商行设立的村镇银行数量较多的原因。
三、农商行的财务分析：负债过度依赖居民存款，资产过度依赖小微贷款，发展快险大
（一）农商行的传统存贷款业务增速快
农商行与城商行对比，虽然农商行的存贷款量比不上大型商业银行，与城商行也有一定差距，但近几年农商行的存贷款增速大，例如2014年城商行的存款明显萎缩，而农商行的存款规模却稳步增长。
存款增速庞大的背后是农商行存款成本较高的驱动，自利率市场化以来，各家银行可以根据基准利率自行适当调整其存款利率。农商行的存款利率成为所有银行中最高的，例如吴江农商行五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3%；常熟农商行和程度农商行三年期存款利率高达3.58%。
农商行存款规模增速大，但存款结构却比较单一。细究农商行的存款的类型，不难看出其存款基本以单位存款和个人存款构成，其他存款和临时性存款的规模很小。整体来说，存款的结构比较单一。而且个人存款规模远大于公司存款规模，例如2014年末，个人存款达到50899亿的规模，是单位存款规模的一倍。
（二）农商行的小微贷款业务规模较大
从银监会发布的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情况统计表来看，农商行在小微贷款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体量较大实力雄厚，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较多在常理之中。除此之外，综合其他类型的银行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不大，与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小微贷款规模在2015年大约持平。步入2016年，农商行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逐步增加，从2015年一季度的3.3万亿增长到2016年三季度的4.7万亿，截至2016年3季度，农商行的小微贷款规模已经成为仅次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后第二大类银行。
（三）不良贷款率高，抵抗呆账能力弱
从不良贷款率来看，中国大部分的银行自2009年二季度以后显著下降。但是近几年开始持续上升，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偏高，约为3%。不良贷款率较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农商行主要侧重于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体贷款，而小微企业和个人的资质情况不是很稳定；另一方面，农商行在近几年网点规模数量增速较快，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农商行并没有足够关注贷款的风险；另外，由于农商行是由于农信社改制而成，其从业人员素质与大银行有差距、内部风控体系不够成熟，以上原因都可以解释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较高。
拨备覆盖率是实际上银行贷款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比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是衡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中国银监会要求拨备覆盖率达150%，是比普通拨备充足率（100%）更审慎的要求。从数据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相对较低，原因在于由于其体量较大，银行内部资金流动性较强，抵抗风险和呆账的能力相对较强，所以可以适当降低监管“门槛”，但就农商行来说，从2014年拨备覆盖率的250%逐渐下降到2016年三季度的180%，成为仅高于大型国有银行的“倒数第二”的位置。可见，农商行确实在不良贷款和坏账准备方面经营的相对“粗糙”。
（四）资产利润率较高，理财产品增速快
但是从资产利润率来看，农商行的资产利润率并不低，甚至比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还要高。数据表明，从2014年开始，农商行的资产利润率一直处于高位。在2015年一季度前甚至排在所有类型银行中的第一位。2016年，农商行的资产利润率虽有小幅度下滑，但仍然保持约1.2%的高位，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相上下，领先于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
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净利润/资产平均余额）*100%，而净利润主要来源于传统的存贷差利息的利润和中间业务收入（手续费、开户费、理财收入等）。对于农商行来说，传统的存贷差利息利润并不高：一方面其吸纳存款的成本本身较高，另一方面，其贷款客户主要针对于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利率也并不具有强大优势，所以传统的利息差收入并不高。而从理财产品的数据来看，农商行近几年的理财产品的总体规模虽然较小，但其增速迅猛，强大的理财产品的发展为农商行的净利润做了很大贡献。
四、管中窥豹：以重庆农商行为例分析
（一）首家在H股上市农商行是何方神圣？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成立于1951年，2008年组建为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2010年，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首家境外上市地方银行。重庆农商行规模仅次于北京农商行和上海农商行，是中国西部首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及中国第三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
具体来讲，重庆农商行发起设立江苏张家港、四川大竹、云南大理3家村镇银行。2012年，其首家异地分行曲靖分行开业，在云南、广西、福建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加快推进，跨区域经营迈出坚实步伐。2014年，获批筹建金融租赁公司，多元化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目前重庆农商行下辖1家分行，42家支行，1772个分支机构，从业人员1.6万人，入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200强、中国企业500强。从其投资情况来看，重庆农商行不仅在村镇银行方面有所突破，还涉及了金融租赁和汽车金融等领域，分别成立了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和重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资产端：不良贷款率低是重庆农商行显著优势
贷款规模稳步上升但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重庆农商行贷款规模的快速发展在2010年左右，其贷款规模同比上涨近20%，在2011年至2012年其贷款规模均为重庆市第一；之后其贷款增速的脚步放缓，在落实“三农”以外，还支持过三峡后移民工程和绿色信贷等方面。虽然重庆农商行贷款额从2007年开始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但是其不良贷款率却在逐年下降。不良贷款率在2007年到2009年两年的时间从13%急剧下降到5%以下，并且在近几年平稳下降到1%附近。相比于农商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在2.5%左右的平均水平，重庆农商行可谓表现良好。
2、负债端：居民存款和同业存款均值得注意
居民存款规模稳步增长，存贷比保持55%左右：重庆农商行传统的负债业务——存款，2007年至今一直处于上升阶段。2010年重庆农商行客户存款首次突破人民币2,000亿元，总量居重庆市银行业第一。虽然从2012年以后传统的存款业务上升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是重庆农商行在2010至2014年期间存款量一直处于全市第一的位置。到2016年三季度，存款规模已经达到5301.57亿元。综合存贷款的情况和存贷比来看，自从2010年以后，存贷比一直保持稳定，约为55%左右。
同业存款成为主力军：值得注意的是同业存款项目，从报表来看同业存款在2011年以前均处于低位，但到了2012年开始就迈入了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同业存款的规模达到了1050亿以上。从公布的2016年3季度的值来看，2016年同业存款的规模有望达到新高峰。当然，这和目前很多银行的发展趋势是一样的。
3、中间业务与大行的差距依然较大
另外，从手续费佣金占营业收入比重可以看出重庆农商行中间业务的发展趋势。2011年以前，该比重节节攀升，达到5.9%左右，随着2012年跌落以后有继续攀升的趋势，到2015年已经达到6.83%的比例。但是总体来看，重庆农商行手续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依然较小，相比于一些股份制银行的手续费以及佣金收入占比达到20%以上，农商行的中间业务依然有较大的差距。2016年的3季度的报表来看，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快速增长。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幅46.31%，这主要是资金理财手续费、信托及国际结算等业务增长所致。
五、现状：不良贷款率较高，理财委外比例大
（一）赶上市潮流，急于扩大资产规模
农商行对于上市有热情，有急于扩张资产规模的动力。农商行的存款利率普遍高于大型银行正是因为其有吸纳存款的需求；农商行的贷款也不仅仅从支持“三农”着手，而是全方位多元化的尝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理财产品抢占市场份额之中，农商行理财的委外的比例达到将近一半，“用更高的风险来博取更高的收益”使得农商行发展的整体发展劲头强劲。
（二）良莠不齐，内部分化较为严重
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和江苏苏南地区的部分农商行均表现较为良好，尤其是成都农商行从2010年安邦入股以后便发展迅猛，仅在2014年程度农商行的资产规模就已经突破6000亿大关，而安邦保险与成都农商银行互哺实现了二者的“双赢”。但是我国目前农商行有1000多家，一些小的农商行仍然在传统农信社的方式中发展，规模较小体系也不够完善，整体农商行内部分化较为严重。
（三）不良贷款率高，未来需关注贷款质量
从数据来看，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基本在2.5%以上，而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8%。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高一方面由于农商行本身面对小微企业、服务三农，其还款资质较差；另一方面，农商行由于存在“规模情结”和“上市热情”，在放贷的过程中对于风险把握不够严格。综合的因素导致了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高和拨备覆盖率不够充足的现状。
（四）监管压力加大，农商行委外理财受阻
农商行发展起步较晚，规模情结存在加上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所以在银行理财产品业务争夺资产的过程中，大多数农商行的理财产品选择委外的方式。根据2016年普益标准统计数据显示：国有银行有约8.03%的理财资金委托外部机构进行投资；股份制银行委外占比约为9.73%；城市商业银行委外占其总存续规模的比例约为24.86%；农村金融机构的理财资金选择委托外部渠道进行投资资金的比重约为49.68%。
委外中信用风险和杠杆被放大，许多中小银行对老百姓的理财都是刚兑的，然而他们购买的同业理财或委外却并不都是刚兑的，一旦市场调整，银行委外很可能无法实现收益目标，甚至会出现亏损。由于城商行的起步晚，发展快，较高的存款成本推动农商行需要更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然而快速增长的表外理财业务一旦被纳入广义信贷增速的统计口径，MPA考核无疑对农商行的理财冲击较大。
六、总结：同业理财埋隐患，未来发展需谨慎
农商行自农信社改革以来，在近几年成长很快。从规模上看：2015年10月末，全国共改制农商行838家，到2016年3月，我国农商行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家，截至2017年1月25日，全国农商行分支机构和代理机构的总数已经达到7807家。“服务三农，深入基层”的发展定位，让农商行较大程度的依赖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比如江苏省的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其农商行的数量和规模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一些发展较好的农商行已经上市成功：东部的江阴农商行、吴江农商行等已经在A股市场登陆，西部的重庆农商行是首个在H股上市的农商行；其它排队在A股和新三板上市的农商行也不在少数。
在快速扩张的背后，隐藏的是风险。对于农商行，在利率市场化以后需要以较高的存款利率吸引投资能力较弱的基层百姓，这使得农商行的负债规模稳定扩张但负债成本较高；同时，农商行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扮演小微贷款的重要角色，但正是由于贷款对象质量欠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明显高于其他类的银行。负债成本的增高、资产质量的下降加上内部上市的潮流，催生农商行渴望更高的收益。农商行的理财产品委外的比例有近50%，而委外的过程中加大了杠杆和信用风险，如果委外的理财不能如期兑付，但是前端的客户理财却要刚性兑付，那么农商行将陷入被动甚至亏损的局面。在MPA考核和监管驱严的大背景下，农商行扩规模不能过于着急，更需要将风险管理与理性理财结合，回归本质，逐步发展。
农信省联社：退出舞台还是就地新生？(农金人必读)
随着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工作的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省联社自身改革问题再次浮上台面。作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农村信用社省联社也面临被改革的命运。
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工作虽然未能在2015年如期收官，但最新的安排也多是把2017年底作为最后完成时限。那么问题来了，农村信用社都没有了，目前的农村信用社省联社该向何处去？
省联社的前世今生
农信省联社是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当时，农村信用社管理权由中央下放给省级政府，各省成立农信社省联社履行对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能。
农信省联社一开始就面临尴尬，这是一个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的机制。各基层行、社出资设立省联社，由省联社来管理自己，作为股东的基层行、社不仅要向省联社上交管理费，还得让渡属于自己的管理自主权，比如人事管理、信贷管理、财务分配等多项权力，有的地方还存在省联社与基层行、社争利的现象。
依托省级政府的行业管理授权，农信省联社逐步形成强势。强势管理对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风险的化解和管控，建立强有力的后台支持系统，推动农村信用社改制，完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系，协调争取优惠政策，化解历史包袱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农信省联社的组建，就不可能迎来各地农村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局面。
省联社成立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辖区县级农金法人机构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角色定位矛盾、体制机制制约等原因，在行业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后，省联社的职能定位和管理方式未能及时调整，业务指导与行政指令边界混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基层行、社作为独立法人的经营自主权。
过去，农信社所有者缺位，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行业管理，经过股份制改造，农村商业银行有着完整的公司治理体系，“三会一层”具有法定职权。省联社对基层农商行的管理边界很难划清，强势的人事、业务、财务管理必然会遭到投资者和管理层的反弹，也会引发管理的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信社和农商行自身治理体系越完善，关于自主权的争议就越大，上下的矛盾就越突出，一些地方的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后，逐步显现出摆脱农信省联社管理的离心倾向。省联社认为基层农商行不服管，农商行则抱怨省联社管理的太细太多，隐形矛盾逐步显性化。
为解决省级联社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银监会于2012年9月出台了规范省级联社法人治理方面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的要求。2013年11月，银监会领导在浙江省联社调研时，又提出了“小银行+大平台”的新时期农金机构改革发展方向。
监管部门确定的省联社的定位遇到一定程度的抵制，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实际收效有限。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明亡暗存，既有省联社地市办事处管理农商行的，也有地市农商行（联社）管理县级农商行的，农商银行作为独立法人，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经营层，从董事长到行长，都时不时地要听从省联社的轮岗安排，其他经营管理权力更是要受制于行业管理的“上级”。
农商行作为独立的法人，建立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有央行和银监局的强力监管，行业管理的必要性已经不同于改制之初。同为小法人银行，城商行没有行业管理，村镇银行没有行业管理，农商行因何一定要有行业管理？
省联社走向的逻辑博弈
追溯农信社改革之路，在管理体制上一开始就有“大一统”和“小法人”之争。在发展方向上，“合作制”与“股份制”也争论不休。无谓的争论迟滞改革多年。
最初的改革，许多人的梦想是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管理体系，他们的标杆是一个如同中国农业银行一样的大一统的“大中华”农村合作银行或者农村商业银行。应该说，这有民意的基础，一直到现在，持这种想法的仍大有人在。
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否决了这一思路，提出了县域为基础统一法人、逐步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思路，大一统被否，合作制落败，改革在监管当局的行政强势和“花钱买机制”的利诱之下循序而进。
但是“大法人”仍有强大的势力，县域为基础在一些地方并未完全落实。首先是四个直辖市实现了大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体制，实现了全市统一法人（天津市两家），也就是省级大一统；未实现省级法人的省、市、区的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大法人制，如广州、成都、武汉等省会城市也是大法人制的农村商业银行；一些地市城市，也在想方设法合并县市农商行成立地市农商行，没有合并的，地市城市的农商行也实际上管理着县市农商行。这种博弈的现状给了各级管理者想象的空间，那就是农商行早晚还会实现大一统的体制。
这种想法也烙印在农信省联社的心中。作为省联社，自己一步步推动农信社改革，发育出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农商行，最终农商行各自过日子，眼看着自己逐步被边缘化，如同一个大家庭，子女各自长大成家，原有的当家人慢慢地赋闲，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省联社心底里不愿接受这种改变，更不愿失去对农商行的控制力，这也是淡出行政管理难以有效推动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省联社也确实承担着相当大的管理责任，一旦基层农商行出现各种问题，省联社都难辞其咎。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要负责任，就必须有权力，否则，说话就没人听。这也是省联社固守管理权力的苦衷之一。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央已经看到一些大法人农商行出现的脱“农”倾向，严令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必须坚持县域为法人的机制，即便有一些地市级的农商行，他们也不应承担管理县市级农商行的职能。也就是说，农商行的普遍的机制就是县级为法人，他们无论经济地位还是行政管理上与其他的农商行都是平起平坐的，没有谁管理谁的问题。
县域为基础，是中国县域经济特色确定的，这也是农信社改革服务地方经济的改革初衷确定的，如果搞大法人，县域资金流向大中城市，农商行脱“农”，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农商行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一点，监管部门多次强调，看来一定时间内改变这一定位几无可能。
再者，从已经改制的农商行来看，他们在心理上可能会赞成建立大一统的体制，这与大银行梦有关，但具体到眼下的处境来看，他们多不会赞成取消自己的法人资格，除了不愿失去灵活的经营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不会放弃自主的管理权力。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让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职能，转向服务性机构，基层农商行没意见，监管部门也一直在倡导，之所以推进效果不好，除了改革的利益触动之外，就是没有完全找准改革背后的逻辑博弈的关键点。省联社作为农信社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自身的利益诉求也是推动改革的关键，如果改革的终点是革自己的命，那改革的历程就会艰难曲折的多。
省联社，当走向何方？
省联社下一步的转型方向，探讨的颇多。但不管怎么改，省联社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都是一个绕不过的坎，改革必须考虑他们的诉求。
根据各省联社的自我期许和行业大势，未来农信省联社的走向无非以下几种方式：
成立省级统一法人的农商银行。这是省联社最期许的目标，就是全省统一法人，建立省级农商银行，就像北京、上海、重庆一样，省联社变身总行。概率0，几无可能。
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就是省联社变身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股权投资省内农商银行，从行业管理变为控股管理，现行管理模式无需大变。这是比较理想的管理模式，问题是，控股公司的钱从哪里来，当地有没有这个实力。
改为联合商业银行。因为省联社本身就是金融机构，自身改制为农商行就可以了，原股东各县市农商行仍为股东。变化是联合商业银行对各县市的农商银行没有管理关系，彼此的地位完全平等。这个方案没难度，就是省联社要放弃管理权力。
省联社与省会农商行合并。组建以省冠名的农商行，既保持了队伍的稳定，又解决省联社的出路，难点在于省会城市的农商行现有管理层会有所抵制。
改为金融服务公司。为省境内的农商行提供战略规划、产品研发、信息系统建设、人力资源优化提升等服务平台，解决县级法人规模、资源、人力和视野等方面的不足，集中辖内农商行优势资源去做县级法人机构该做、应做、不做不行却又做不了、做不好甚至无力做的共性事项。省联社基本不会赞成，相当于完全放弃管理和自身金融经营职能，纯服务性机构的改制目标没有吸引力。
消亡。省联社解散，人员出路无非是转向公务员、监管部门和各农商银行，震荡较大。从目前县市农商行的服务和发展的需求来看，直接消亡的可能性不大，最差的结果是转型为纯服务机构，但理论上这也是一种选择。
组合式的改革。也就是省联社自身转型后仍然承担服务职能，无论是金融控股公司、还是联合商业银行模式，甚至省联社与省会城市的农商行合并，现有的服务职能仍然全部带走，可以自己直接承担服务，也可以通过成立专业子公司的模式实现，但这种服务一定是一种市场化行为。
改革需因地制宜，当机立断
事实上，农信省联社的改革也一直在探索之中。早在2008年，宁夏自治区联社就与银川市联社合并组建了黄河农商行，黄河农商银行又通过控股的方式对19家县级法人承担管理职能，控股管理既理顺了经济关系，又避免了管理的矛盾。
今年5月成立的秦农农商银行也把金融控股作为未来发展方向，这家在西安市原6家农信联社基础上组建的农商行，最终目标是通过控股实现陕西省的县级农商行的整合，打造全新的服务三农的金融集团。
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今年12月，天山农商银行作为主发起人正式筹建新疆银行，据了解，新疆银行是新疆自治区政府加快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项目内容，由政府金融办负责组织筹建推进，目前，新疆银行仍处于筹备阶段。天山农商银行由原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两家农信社联社合并改制成立，此次发起成立新疆银行背后还有哪些更深的布局还有待进一步解读。
省联社的改革转型不必拘于统一的模式，最高原则必然是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情况作出合乎情理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要调动省级政府和省联社的积极性。
各省联社的人员规模在二、三百不等，20多家省联社，是一支数量可观的人才队伍，集聚了各省农金系统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农金系统的宝贵财富。
目前，农信社改革正值最后收官阶段，作为改革的组织和推动者，省联社的自身改革尤为敏感，也事关整个改革的成败，不能让他们一边干着活，一边心里不踏实。作为改革的攸关者，农信省联社的未来发展方向急需明确，需要当局尽快做出战略决断。
来源说明：作者：华创证券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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