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国，为了维持与周边众多异族属国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外事往来记录，在这些记录中，不可避免地有着专司翻译的官员的身影。
魏、晋、南北朝和隋代掌管四方民族和外国交往事务并配有译员的官方机构，大体上沿两汉之制，或有所损益，或有所省并。三国亦置大鸿胪，魏定为三品，其属官大行令改为客馆令。西晋将大鸿胪所属客馆令改为典客令，为典客署长官，其次官为典客丞，掌接待周边民族事务。东晋和宋，有事权置典客，事毕则省。南齐在大鸿胪下设客馆令“掌四方宾客”。梁、陈改大鸿胪为鸿胪卿，其下属典客令改典客馆令，掌客宾、少数民族的接待事务。北魏亦置大鸿胪。
凡周边民族或外国来朝贡时，如呈表文，政府有关机构的译员必将其译成汉文。在《宋书·蛮夷传》、《梁书·诸夷传》、《隋书·突厥传》等文献中，收录了部分当时的外国贡表。如钱钟书《管锥篇》第四册“一九O·全齐文卷二六”中指出，《南齐书·蛮东南夷传》记扶南王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进贡事，载有二表及那伽仙《上书》，“当是译文”。
钱钟书先生说，那伽仙书“词诣酷肖佛经偈颂，然偈颂虽每句字数一律，而不押韵脚，此书乃似五言诗而转三次者。”接着拿田恭译白狼王三歌来作比较，说“恭所译为四言”，并不完全叶韵。三歌“原作每句四字或四音，与译文句当字对。释那伽仙此篇本语决不与华语字音恰等，而译文整齐划一，韵窘而转，俾无岨峿，工力在田恭之上也”。
唐朝接待周边民族和外国使节的官方机构，有三套班子，即鸿胪寺的典客署，礼部的主客郎中和中书省的通事舍人。中书省掌军国政令，其下属侍郎和通事舍人主管四方馆，凡四方进表，华夷纳贡，均受而进呈。四方馆，本隋时置，唐初复置，隶中书省。《新唐书·百宫志》说：
《旧唐书·职官志》说：
据载，中书省设蕃书译语十人，外国进贡的表文，是由译语人翻译进呈的。
关于唐代口译人员的活动，所见材料较前代为多。
宋王溥《唐会要·鸿胪寺》有一段记载：
更具体的活动，例如参与德宗飨宴回纥骨咄禄毗伽公主的活动。据《新唐书·回纥传》载：
唐朝帝王狩猎，如有诸蕃同侍左右，亦必有译员随从。禁苑行猎，如蕃王质子相随，也将有译员随行，如卢纶《腊月观咸宁王典部婆勒擒豹歌》中“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辞蕃语揖”所言。
除了邦国往来之外，军旅之中也活跃着译员的身影。
《册府元龟·外臣部》载：
直中书译语，又称中书译语，属中书省。此种译员，可以出使外国，带“折冲都尉”头衔。显然与鸿胪寺和礼部主客郎中下属的译员不同，后者主要是在国内接待、伴随外宾的。伴随军旅出征或参加会盟者，也是中书译语。因为中书省通事舍人还有一个任务，即“军出，则受命劳遣。……凯还，则郊迓”。
唐朝与周边民族和外国的交往十分频繁，因此译员的需要量很大，久居中国的蕃胡人兼通蕃、华语者，往往被选用为译员，如曾经出使西域的揖坦然纥便是胡人。然而，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旧观念出发，遇到某些外事活动，有时又不敢大胆使用。
宋朝接待周边民族和外国的使节之机构有三：
一是在礼部设主客，以主客郎中主其事，“掌以宾礼待四夷之朝贡，凡郊劳授馆宴设赐予，辨其等而以式颁之。至，则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有封爵礼命则承诏颁付”，是承袭唐朝的制度。
二是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分隶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院”。
三则是客省引进使，“设客省使、副使各二人，掌国信使（携带国书的使臣）见辞宴赐及四方进贡、四夷朝觐贡献之仪，受其币而宾礼之，掌其饔饩饮食，还则颁诏书授以赐予……”
宋代译员的具体口笔译活动，在《宋史》内有零星记载：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荼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婆里三文……等奉表来贡。三文以盘奉真珍碧玻璃升殿，布于御座前，降阶再拜。
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诚。”
其国主表曰：“臣罗茶罗乍言：昨遇舶船商人到本国，告称钜宋之有天下也，二帝开基，圣人继统。登封太岳，礼祀汾阴。至德声闻，上苍眷命。臣昌期遇，吉语常闻。辄倾就日之诚，仰露朝天之款。臣伏闻人君之御统也，无远不臻。臣之推诚也，有道则服。……谨遣专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
将外国表文译成四六文，可见这译员颇有文学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