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泽平宏观团队
今年的诺奖一半授予经济史学家 Joel Mokyr，表彰其阐明现代社会得以持续增长的历史前提；另一半授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Philippe Aghion和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Howitt，表彰其建立“创生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驱动的内生增长理论”。
1 生平介绍
1.1 Joel Mokyr（约埃尔·莫克尔）
Joel Mokyr 于1946 年7月26日出生于荷兰莱顿。本科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经济学与历史，随后在1972年赴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聚焦“低地国家1800–1850的工业增长与停滞”，导师为经济史大家William N. Parker等。
1974年，其进入进入西北大学，历任助理、终身副教授、正教授，1994 年起任罗伯特·斯特罗茨讲座教授；曾在斯坦福、芝加哥、哈佛、曼彻斯特、特拉维夫等校任访问教授，并在1998–2001年担任西北大学经济系主任。
Mokyr是当代经济史与长期增长研究的领军人物，长期研究1750–1914年欧洲的经济与思想史，核心兴趣是“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产生与扩散”如何塑造技术进步与现代增长。
他曾获荷兰皇家科学院“海尼根历史奖”（2006）、“巴尔赞经济史奖”（2015）、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士（2018）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等。
Mokyr用经济史的证据与叙事，解释了为何人类从启蒙到工业革命之后第一次进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诺奖官方网站称其“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
1.2 Philippe Aghion（菲利普·阿希翁）
Philippe Aghion在1956 年8月17日生于法国巴黎。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卡尚分校（现ENS Paris-Saclay），在巴黎获数理经济学高研文凭与博士第三周期学位，后于1987年获得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Aghion现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讲座教授与INSEAD教授，并兼任伦敦政经（LSE）访问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等校长期任教。
Aghion与Peter Howitt共同创建了熊彼特式（创生性破坏）内生增长范式，其代表性著作是与Howitt 在1992年发表的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系统性著作包括MIT Press 的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1998）与和Antonin/Howitt合著的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作为欧洲增长政策的重要建言者，Aghion在媒体访谈中强调技术领导力与竞争以及产业政策的组合对创新的重要性，并频繁呼吁警惕去全球化与保护主义。
Aghion 把创新、竞争、退出的微观机制与长期增长率连接起来，并由此延展出关于专利保护、反垄断与产业政策设计的一整套可检验、可应用的增长经济学。诺奖对其与 Howitt 的授予语为“通过创生性破坏解释持续增长的理论”。
1.3 Peter Howitt（彼得·豪伊特）
Peter Howitt在1946年5月31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其先后在麦吉尔大学获学士，在西安大略大学获硕士，后在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导师为货币理论大家Robert W. Clower。
Howitt在1972–1996年任教于西安大略大学，1996–2000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2000年起在布朗大学任教，曾任Lyn Crost 社会科学讲座教授与经济学教授。
Howitt的研究跨越宏观与货币经济学，但学界最知其名的是与 Aghion共同建立的“创生性破坏”内生增长模型（1992），并在随后的著作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1998，MIT Press）中系统化。相关书评与出版社资料长期将此书视作增长经济学的标准参考。
Howitt以严整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把企业层面的技术替代、市场进入、利润窃取机制，嵌入到可计量、可做政策比较静态的增长引擎中，与Aghion的长期合作共同塑造了“新熊彼特主义”的主干。
2 理论：如何持续增长？
莫克尔（Mokyr）从经济史出发，指出科学与技术的共生、机械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对颠覆的容纳，是工业革命后增长得以从偶发转为持续的前提；阿希翁—豪伊特（Aghion–Howitt）则以规范模型刻画“创生性破坏”的微观过程。新技术通过商业窃取（business stealing）替代旧技术，研发激励、进入退出与竞争结构共同决定长期增长率。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科学背景文件明确将二者并置为同一理论拼图，并指出其与索洛（外生技术）与罗默（思想的非竞争性）传统的互补。
2.1 Mokyr：为什么增长能持续？
近代之前，人类社会时有大发明，但长期增长少见。英国与美国在19 世纪后出现持续、稳定的增长轨迹，这与此前的“间歇式繁荣”明显不同。
知识如何形成自我推进的回路呢？Mokyr 把“有用知识”拆成两类：命题性知识（解释“为什么有效”）与处方性知识（告知“怎么做”）。当二者发生紧密互动时，科学原理能持续改进工艺，工艺中的问题又反过来提出新科学问题，创新便形成稳定的路径。这一结构在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期间完成对接，是接续增长的关键。
要把新知落到生产的一线。决定扩散速度的，不只是少数发明者，还包括大量能读图纸、会装配、善调试的技工与工程实践者。Mokyr指出，英国之所以率先出现持续增长，和这类“实践者”的增长有关。诺奖与后续档案研究都将此作为必要条件。
社会对变革更加容纳。创新会触动既有利益，若社会能降低阻力、允许试错，扩散链条才能不断运转。诺奖材料将“开放的社会心智与制度”与“知识及技术互动”并列描述，并以英国议会改革等例子说明如何削弱既得利益的封堵。
科学和技术的持续改进、“实践者”的数量增长、接纳颠覆的社会，让工业革命成为“创生性破坏之母”。此后，技术替代与企业洗牌成为常态，增长首次展现长期续航。
2.2 Aghion与Howitt：如何增长
经济长期增长来自一轮接一轮的技术替代。企业为了利润投入研发，新产品进入市场并淘汰旧产品，总体生产率因此上行。1992年的代表作把这个过程形式化，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强调商业窃取、临时垄断利润与被后续创新加速折旧之间的动态权衡。
专利保护、进入壁垒、竞争强度、研发补贴等制度变量会改变创新“到达率”，进而改变长期增长率。诺奖这样比喻：企业凭更优产品爬上梯顶，赚取一段时间的垄断利润；但越多人加大研发，下一次创新到来越快，梯顶位置更替也越快。因此，均衡增长就是多种力量相互拉扯后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把生产、R&D、储蓄、利率放在一起看。
他们提出并验证了竞争与创新的倒 U 型关系。竞争太弱，追赶动力不足；竞争太强，利润窗口过窄，研发意愿下降；适度竞争最利于创新。
与早期增长理论放在一起来看，Solow揭示了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力，Romer把思想的非竞争性与外部性写入增长模型。Aghion–Howitt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技术替代与企业异质性写进可计量框架，并由此打开了用微观数据评估专利、反垄断与研发税收等政策的道路。
他们的框架展示了放宽或收紧专利保护、调整进入规则、改变 R&D 补贴强度，会怎样改变创新速度与增长率。诺奖材料也提醒，创新会制造利益冲突，需要通过竞争政策与社会保障进行“有序消化”，否则既得利益可能阻断创新。
2.3 统一视角：起飞与持续的条件
三位诺奖得主的成果互为补充。Mokyr 解释点火需要哪些条件：知识双轮同频、实施能力充沛、社会愿意让旧结构让位。Aghion–Howitt 给出增长如何持续的条件：企业在竞争与专利边界内用研发推动替代，制度变量决定发动机的转速。诺奖官方文件把两者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强调其互补性。
从事实到政策来看，这些理论能解释过去两百年的稳定增长，也可以处理当下的新问题。诺奖文件点名三个风险，分别是市场支配过强、学术自由退潮、知识与市场的碎片化；又提出一个新机遇，即人工智能可能加速科学与应用的正反馈，但前提是规制与社会环境到位。
Aghion–Howitt 的模型已经催生了关于集中度与增长、进入壁垒、平台经济监管等新的经验研究。诺奖材料直言，过高或过低的市场集中度都不利于创新，需要有力政策对冲“过度支配”。这与倒 U 型证据相互印证。
3 启示：知识积累、制度开放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创造性破坏”是持续增长的引擎。每次全球经济社会大周期的低谷都会酝酿一轮科技革命，当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芯片半导体、创新药、军工、新消费等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在发展硬科技、卡脖子技术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正是中国实现追赶的关键时刻。
而技术进步的持续发生离不开“有用”知识的积累和制度的开放。
持续加大教育、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等投入。“有用知识”的持续流动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注重人才高质量培养,从数量向质量转型。推动改革科研、教育管理体制，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发深度。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投入激励等制度保障，改善营商环境。任何时候的市场经济繁荣都是以保护知识产权开始。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在版权、商标、商业机密等方面的保护，提高执法力度，降低维权难度，提高违法成本。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及环境是决定产业长期兴盛的关键之一。最大的改革是开放，通过开放实现国企、民企、外企等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对新兴产业，政府应鼓励市场化发展、减少干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要素水平做好事前评估；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行业，做好事后监管、整治乱象，为新兴产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技术创新和反内卷的制度导向。竞争程度与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竞争程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对创新不利。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如何让中国企业的技术走向创新、而非内卷？坚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基建、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内推动经济增长引擎的升级，对外抢占大国竞争科技的制高点。
社会对于变革的包容也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包容变革，拥抱变革。每一次技术革命初期，都会引发大众关于机器取代人工的担忧，因此新技术往往遭遇到利益相关群体的抵制，但最终新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往往多于其摧毁的岗位。企业与岗位不断消亡并被替代的过程，正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是大势所趋，AI正在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改写所有行业。未来可能与AI相关的很多新的行业、岗位会产生，也有很多行业、岗位会被AI取代。积极拥抱这一变革，才有利于技术的持续创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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