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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玉振：限车价与限房价

老田投研3

2025-12-16

导读：在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棋局中，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时常会按捺不住，试图越过市场的边界，直接干预商品的价格。

限车价与限房价：行政干预的共同谬误

政府对价格的行政干预，常以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为初衷。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确禁止车企以低于成本价倾销汽车；回溯2019年以前，多地城市亦曾普遍实施新房限价政策。两类举措看似领域不同、手段有别，实则共享同一逻辑缺陷：试图用行政力量扭曲价格信号，违背供需基本规律。历史经验与经济理论反复验证，此类干预非但难以实现政策目标，反而引发资源错配、质量下降、寻租加剧等系统性扭曲，最终导致政策失效。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指挥信号

价格并非单纯交易数字，而是承载稀缺性、成本、偏好与预期等多重信息的核心信号。它自发协调生产者与消费者行为：涨价引导增产与理性消费，跌价提示减产与择机入市。当政府设定价格上限（如“新车均价不超一万元”），实质是屏蔽市场反馈机制——如同堵住指挥家耳朵、撕毁乐手乐谱，使经济系统从有序协作退化为混乱噪音[2]。

“成本价”界定难，干预易伤市场活力

禁止低于成本销售，表面维护公平竞争，实则面临“成本”定义难题：研发摊销、折旧、人力与原料等构成动态复杂，且短期让利清库存、抢份额本属正常商业策略[3]。过度干预将削弱企业自主定价权，保护低效产能，延缓市场出清，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与行业长期竞争力，其逻辑与限房价高度同构[3]。

人为限价必然催生短缺与质量降级

限价直接违反供需法则：压制价格→供给萎缩、需求膨胀→短缺形成。车企为保微利，被迫削减安全气囊、替换高强度钢材、简化发动机调校、收缩售后网络，产品质量在隐性层面持续下滑[4]。若限价致亏损，理性选择即是停产，最终市场充斥低质陈旧产品，或转向黑市流通[4]。

被压抑的需求转化为时间成本与关系成本：排队、托人、黄牛加价成为常态。真正刚需者往往无法获得配额，而掌握非市场渠道者优先受益，普惠初衷异化为权力寻租温床，加剧社会不公[5]。

房地产限价加剧结构性扭曲

新房限价锁定开发商利润空间，倒逼其“减配”：绿化变水泥、石材换涂料、“精装修”成“惊装修”。更严重的是，限价切断房价上涨预期，诱发短视行为——快建、快销、快回款，放弃长期品质投入，侵蚀城市人居环境根基[6]。

房产兼具强金融属性，限价制造巨大套利空间：新房价显著低于二手价，刺激非居住需求疯狂入场，真实刚需被迫支付“茶水费”“号子费”等灰色成本。这部分支出未进入财政或企业收益，仅被中间寻租环节攫取，民众总购房成本不降反升[7]。

虚假价格信号误导资源配置：政府据此误判形势扩大供地，开发商基于扭曲价格盲目投资。一旦限价松动，可能触发报复性反弹；若遇经济下行，则易爆发库存危机与资金链断裂，酿成系统性风险。2019年后房地产深度调整，前期限价积累的扭曲实为重要推力[8]。

治本之策在于“降本”，而非“限价”

车价与房价高企的根源，在于土地、原材料、人力、税收及预期等综合成本，而非价格本身。限价如同按压温度计水银柱治发烧，回避病因，徒具幻觉[9]。

房地产出路在于供给侧改革：增加住宅用地供应，打破地方土地垄断；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坚持租售并举、政府作为供给方而非价格管制者；理顺税制，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构建可持续地方税体系。供给充足、竞争充分、成本合理，价格自然回归均衡[10]。

汽车市场需降低全周期拥有成本：优化购置税、清理不合理地方收费，重点破解停车难、拥堵等“用车痛点”。同时鼓励技术创新与充分竞争，推动企业通过提效降本提供质优价廉产品，而非行政强制“低价内卷”[11]。

政府角色应是“守夜人”，而非“定价者”

市场经济具备强大自我调节能力。政府职责在于维护公平秩序、打击欺诈垄断、保障消费者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而非越俎代庖规定具体商品价格[12]。可通过信息发布引导预期，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总供求，但绝不可挑战供需铁律。任何违背该法则的干预，终将被市场以更剧烈方式反噬[12]。

限车价与限房价，本质是“父爱主义”思维与计划经济残余的体现，低估市场复杂性，高估行政智慧，结果往往是“好心办坏事”[13]。未来应对价格波动，须摒弃情绪化限令，转向尊重规律、标本兼治的深层改革：聚焦如何“降本”，而非如何“管制”；重心从价格干预转向制度服务。唯有建立产权清晰、法治健全、竞争充分的成熟市场，资源方可高效配置，发展成果才能切实惠及民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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