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荣幸应邀来到东部新区，跟新生的新区管理机构的朋友们交流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的相关问题。
我是第一次从成都市区穿过龙泉山来到位于简阳的新区。上午在从酒店到这里的路上，韩超同志一直在向我介绍东部新区的形成过程。我知道，大家现在面临的课题是，要在龙泉山以东，以建设天府机场为契机，在9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创成都的未来。面对这样极不寻常的艰巨任务，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在布局阶段应该充分思考哪些问题？避免哪些固有的旧理念或老方式？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想法。
本月初，范锐平书记带领全市各部门、各区县领导前往成都芯谷考察调研，这个项目是中电光谷在成都打造的第一个科技园区项目。那天，范书记跟我讨论了有关高品质科创空间的相关问题，因时间关系当场没法展开。今天，按张瑛书记的要求，把相关话题进一步深入下去。
去年12月，锐平同志率团考察深圳。今年3月，他提出“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概念，并将之写进了《2020年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的计划》。我非常理解锐平同志到深圳考察，特别在南山科技园区以及访问企业过程中所形成的感想。我们不妨把这个感想以及2017年以来从产业功能区建设到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的演进过程联系起来做一些分析。我这两天认真阅读了锐平同志的系列讲话，并做了一些梳理和归纳，供大家参考。总体上讲内容非常丰富，也很系统，可称之为“范锐平园区经济学”。
▲范锐平园区经济学
自2017年成都提出产业功能区这一概念以来，无论是从城市经济学还是产业经济学的角度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相关概念——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圈——这也是我所看到的最早的地方领导用产业生态圈作为分析工具来思考区域产业发展问题。在关于产业功能区的论述中还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规模之势”和“细分之力”。“规模之势”，所要描述的是整体产业的体量及各种支柱行业的结构；而“细分之力”更多强调的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如何更加专注于就某一个具有产业链价值的内容及有生态发展意义的新兴产业进行整合，更好发挥细分市场的集群优势。
另一个重要思考角度就是国家战略。从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十多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就是创新驱动发展。对于成都来讲，如何建立开放型的产业体系，如何在成渝双城经济圈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显然，在构建成渝双城体系这个过程中，东部新区是成都东进的主战场，也是落实双城战略的主要承载体。
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了高品质科创空间的思维结构，这个结构归纳起来讲就是将产业生态圈提升到创新生态圈，将产业链提升到价值链。实际上就是说，高品质科创空间在一个产业功能区里面要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和带动作用。如果采用“平铺直叙”的方法，无论一个功能区有几平方公里，都难以抓住引爆的核心。
在深圳南山科技园区，任何一个组团，甚至一个楼宇，都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带动动能。当然，如果成都若干个产业功能区里也能产生这样的动能，使得无论是对于城市功能形态，还是经济和产业本身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释放出更大的力量，进而更好地发挥增长极和动力源的作用。这实际上就让创新生态——增长极和产业生态——动力源成为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的本质描述。
锐平同志最近的一个讲话中提到高品质科创空间的空间形态问题，并从四个方面归纳了空间规划的特点：布局的开放性、设计的独特性、生活的适配性和服务的平台性，这个归纳已经涉及到了城市规划的专业内容，论述得很有深度。这几个方面是理解高品质科创空间规划比较关键的概念。
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异常错综复杂，内外结构性矛盾深刻。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而言，过去高速增长所依赖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方式难以持续，而创新驱动的抓手是什么尚不够明确，各地都需要创造条件获取抓手。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出现把新产能当做新动能，把产能扩张当成新动能建设的误解。
要把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的立足点弄清楚，首先就要把什么是新动能弄清楚。高品质科创空间所承载的一定是新动能，而不是旧动能。新动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它是以知识生产消费为主要特征，以无形资产为主要的经营凭借，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整体上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平均收入水平，我们经济的形态就得整体上转变成知识型经济。知识型经济是整体劳动者素质提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只有劳动者素质提高了，经济的样式、经济的结构乃至收入的结构才会有根本性改善，也才有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商务部在1988年就发布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2018年我国在福州举办首届数字中国峰会，并发布2017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强化了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地位。过去20年，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高速发展；随着物联网的迅速发展，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间，数字经济还将继续向纵深发展。数字经济是什么样的业态？什么样的形态？适合在什么样的地方发展？如何去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在成都，无论是高新区还是天府新区都做得非常好。东部新区如何在增长最快的领域有所作为，成为一个新增长极——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成都正处在智能产业和智能城市协同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智能经济将会深入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这个阶段是否能够通过智能化来提升改变空间地域的局限，形成跨越式发展的时代特征，实现弯道超车，是新区发展当前面临的时代机遇。
在目前阶段，国内人均健康消费潜力巨大。按全要素口径算，中国人均健康消费约为美国的1/40，日本的1/16，欧盟的1/14。大健康领域将是未来二十年增长最快的领域。在新区的产业规划中，应该把生物制药与大健康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尽管现在温江有一定基础，南向有科学城以及国际生物城，但是未来在东部新区，尤其是在成渝双城的发展新格局中，大健康和生命科学领域依然是科创空间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方向，是需要得到大家更多关注的领域。
这四个方向是新动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在思考高品质科创空间的时候，当然应该纳入主要战略性方向予以强调。
提到高品质科创空间，大家很容易想到颜值高的办公楼宇。客观讲，成都在近2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诞生了一批颜值很高的办公建筑。颜值高肯定是高品质科创空间的基本特征，但要把建筑做得好看并不难。一个能较好理解规划、理解建筑、有一定审美眼光的团队就能做得到，但重要的是建筑里面将会发生的是什么。
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临近的建筑群就立着“企业总部”的标牌，这些建筑也做得很漂亮，问题是建筑里面企业的价值能不能跟深圳南山科技园那些建筑里面的企业价值相比较。对于今天的成都，特别是东部新区而言，高品质科创空间里面所承载的是否为高质量的科创企业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企业经营活动类型需求的特点看，高品质科创空间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既然本质是科创，从全局看，中国人要想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文明有所贡献，当然应该从基础科学入手。这一直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也是被卡脖子的根本原因。当然，发展基础科学也许不是新区的主要任务，但放在整个成都来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就必须要从这里出发思考问题。当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任务的更多是大学，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的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的成果大部分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但高品质科创空间一定要与这些科学研究的条件产生关联。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关联度也决定了空间品质的功能高度。从城市更新角度讲，环重点大学规划高品质科创空间是比较容易见效的办法。
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主要方向。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无论哪一个行业，具有国际竞争条件的经济主战场大部分都是应用技术的研发的用武之地。建设高品质科创空间所涉及到的研发空间，主要是应用技术的研发场所。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以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公共实验室等等新型研发机构都属于此类型。
在数字化时代，新兴产业随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兴。许多企业对空间的需求都是“办公、研发、服务”三种功能兼备。这些企业对于环境气质的要求也与传统金融、商贸等城市服务业有明显差异。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深圳南山区的科创空间，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具有标杆性的项目，是深创投公司投资建设的深圳软件产业基地，在那个建筑群里面，很多建筑从外观来看它依然是一个办公形态的建筑群，但是内部却承载着很多重要的软件开发技术内容。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开创性企业已批量从这里诞生。
一个具有生产功能的科创空间，尤其是具有硬件生产功能的空间，是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这里也涉及到如何为制造业集群发展服务和标准化厂房的规划建设方式等问题。在成都，各个区域都在响应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号召，而具体谋划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哪里？这要从区位优势以及功能错位的角度考虑，否则即使载体硬件建得好，运营质量也难保证。这里不妨跟大家汇报一下在规划建设“成都芯谷”这个项目时我们的基本想法。
成都芯谷的规划起步于4年前，用地范围规划了20平方公里，起步区的办公、研发空间规模大约是100万平米，后面还规划有生产空间。当时，全市并没有把建设高品质科创空间作为战略性的任务。我们制定目标时是这样设想的：整合中国电子已有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特别是新兴IC设计企业，构成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创新平台，去吸引来自于亚太地区的，特别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上海、北京、深圳的IC设计企业，构成一个新的增长极——这是我们三年前规划的基本构想。
现在高品质科创空间的建设项目多了，并且有可能出现一些同质化项目，我们则要作出一些调整。当然，我们首先会适度控制建设进度。第二要考虑功能及内涵的变化，也就是说过去大家对集成电路的产业集群着力不多，我们有条件在双流这个大区域内做成区域性集成电路的新增长极。这里所讲的增长极是全球竞争意义的，也就是在中国如果有三个五个主要集群地，成都是其中之一。但现在或许变了，若干主城区也要拿出一部分空间来服务集成电路设计，而这些地方的城市综合条件也许更好，对这一类的企业也许具有一定吸引力。那么，这个时候，“成都芯谷”就要从定位相对集中，转变为多元共生。当然，大家共同发挥作用，使得成都整体上变成集成电路人才、资金、技术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觉得这是好事。但是，整体环境跟我们过去的设想有所不同。外部环境变了，我们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我们需要把项目服务的产业类型的范围扩大，不能依然局限于单纯的集成电路设计，更应加强智能产业的应用功能。但是，如果大家都按照前面所提到的“细分之力”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寻找细分市场从而形成相对集群优势，并把上述发展理念在城市整体范围内来进行实践的时候，大家都需要进行错位思考。
对上述四种类型得准确判断和正确选择至关重要。当我们策划任何一个具体项目时，都应该从整体环境出发，了解全球、全国正在发生什么？趋势如何？紧紧把握比较优势，深刻理解产业的生态以及城市形态的关系，顺势而为。
高品质科创空间选址是一项兼具战略眼光和专业经验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的成败。适合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的用地区位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
主要是指交通、通讯、能源等等，这些城市基础条件跟我们要做的项目要匹配。
我们发现，一些项目在选址问题上比较草率，未经充分研究、论证便匆忙上马动工实施。过程中发现某些条件不具备时已无法补救，最终导致项目的实际效率很低。比如，若要建设用于大数据应用的机房，如果周边的供电条件不具备，或主干通讯网跟项目所在地距离比较远，就需要重新考虑。又比如涉及到生物制药的中试和生产条件，周边若没有能够提供工业蒸汽的热电厂，也不符合要求。
单就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而言，东部新区规划建设的决策不仅要从整体构架上进行相对比较超前的思考和布局，主要的交通、通讯能源等设施都已进行各种专项规划。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些细部区位条件。
对于高素质的人才，尤其外地人才，能不能足够有吸引力，优质的医疗、教育条件是重要的标志。即便是成都本地毕业的学生，是否愿意留在当地工作，以及在选择在什么区位工作的时候，这些条件往往都是考虑的要点。
相对而言，现在城市生活设施建设（包括住宅、商业综合体等）通常会比较超前，这是住宅开发驱动城市发展的市场机制，而超越一般市场因素的优势就是提供物美价廉的居住条件（即人才房）。过去我们在论证双流作为“成都芯谷”项目选址的时候，除了要求一些其它的前置条件之外，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棠湖中学和正在建设的医院，以及准备要建设的国际学校，这些都成为我们当时认为要引进海外人才比较重要的条件。同时，还专门设计了适合引进专业人才居住优待计划，后来市政府统一制定人才房政策，执行过程的不确定性对项目实施的预定目标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吸引人才的目标，是否能如愿达到。
大部分初创技术型公司与大学的重点实验室和行业的头部企业的创新中心都有依赖关系。选择在与大学重点实验室和重要科研机构临近的区位创业要便捷许多。相反，仅仅凭办公的房子漂亮，使用成本低这些条件是缺乏足够吸引力的。
也就是说，区域创新氛围能够达到一定的浓度，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浓度，就无法形成科创的氛围，要产生出好的结果就会很难，包括我刚才讲的一些重要的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多元化人才基础。我认为，在一些比较尖端的领域，如果要产生突破，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
大家都知道，深圳在九十年代中期普遍被认为是文化沙漠，当时只有一所深圳大学。但是，后来通过陆续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包括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哈工大等十几所大学共同举办各种研究生院和工程技术型研究院。近几年，在龙岗建设了一系列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使得深圳自身具备高水平人才产出条件。此外，对于人才环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多元化。只有突破了某些狭隘的学科领域或专业领域，才能形成真正有活力的创新氛围。
当然，成都在总体上是具备上述条件的。但是，在我们项目所处区域，在人才发展方面的基础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们要在具体项目策划方面须深入研究判断的事情。如果不具备条件又一定要做的话，可能就会事倍功半。
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权衡，哪些条件是具有超越空间障碍的力量，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武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是当时我们在规划建设未来科技城起步区的时候，项目距离城市建成区边界有十多公里，不符合高端人才工作环境要求。怎么办呢？一方面要达到一定规模，功能要强大；另一方面，要有引领性企业和项目。我们与政府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把华为武汉研究所搬了过去，当然也给了很多优惠条件。最后，华为就将原来在光谷软件园的3000多人全部搬了过去,到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0多人。华为的研究团队的引入，就把未来科技城在区域范围内的创新氛围支撑了起来。当这个科创区域有了5000人才聚集时，对这个区域的带动力量就能形成。所以，如果格局足够大，付出一定的战略代价也能达到目的。
公共服务是一个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城市文明素养的标志。如果区域公共服务能力和条件是短板，应该尽快补齐。
系统规划方法论是中电光谷从过去十多年实践中所归纳总结出来的“从项目到城市，从城市到项目，宏观与微观互动，从项目运营反观策划思路”这样一种研究与工作方法。
通常在从事整体规划亦或具体项目规划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困境，就是做总体规划的人，对于宏观经济即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把握，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为依据的沙盘推演，而缺乏对具体空间尺度以及产业的结构性关系的操作性理解，这样的单向度工作过程很容易成为纸上谈兵。
而从事空间规划者往往因为对产业的理解较为薄弱，特别是对于行业之间的关系，发展过程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关系认知的概念化理解，使规划成果的可操作性比较差。比如说要依托机场发展产业，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跟航空、物流有关的产业。但只有进一步深入下去，物流与哪些制造行业会发生关系？形成多大规模？物流与不同行业、不同形态的制造业在空间与集群结构上应该形成怎样的可持续关系？同时，还应形成哪些服务业的功能与生态？如此等等，这些内容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专题研究。
通过上述这些研究所支撑起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各种专项规划才可能变成一个有机整体。
所以，不仅一切微观规划的出发点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城市功能定位的基础上，而且一切宏观规划必须由具备丰富微观经验的团队和专业人员参与，使微观经验在宏观层面上深刻发挥作用。那些脱离了微观经验支撑的宏观总体规划方案往往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城市总规经常需要调整？主要原因，就在于规划过程和成果不具备系统性。但凡规划编制过程基础研究工作不够，部门协同不够，实施起来就会漏洞百出。
其实，产业规划和空间规划是有可能实现有机互动和良好匹配的。咱们东部新区现正处在谋篇布局阶段，需要真正下大功夫的地方，就是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的深度融合。
基石企业也可称作行业龙头、细分市场龙头企业或隐形冠军企业，是园区的产业基石。在规划一个产业园区项目的时候，我们要分析研究需求的一般规律，但往往我们不知道具体哪个企业会来？因此，必须要做实战性模拟。如果缺乏这种实战性模拟过程，所设计的建筑就缺贴近需求的针对性。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清楚所模拟的企业的具体需求，这是建立在一定沟通深度和对企业业务，特别是工艺流程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具体那一家企业会不会来，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但对这一类企业的经营规律和空间需求的基本规律必须知道，这就是有效服务的针对性。
既要满足规模化建设要求，又要尽力满足服务基石企业的精准条件，这就是高品质科创空间的规划要求。如果找不到基石企业的目标，就无法避免建设的盲目性，也就无法保证建设投资的效率。
中电光谷科技园区的规划原则是，无论是怎样的园区项目，在项目开工之前都要确定基石性目标企业，并且一定按照企业的需求来进行设计。否则，规划方案无法审核通过。
这也是作为规划的构成要件。在考虑城市基础设施之外，任何一个产业园区都要考虑相应的产业基础设施。
可以肯定，在这个普遍产能盈余时代，有效的产业组织方式体现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如果一个园区内若干企业因为自身的生产经营需要而重复投资若干科研和非经常性使用检测设备和生产装备，那么这个园区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做产业基础设施的规划。无论是能源、通讯、数据等方面的设备，还是一些公共实验设备、产品检测设备等，凡是可以共享的功能都是我们在高品质科创空间的设计中应该认真研究考虑的。
要把产业生态跟创新生态分别做一些结构性分析：包括在产能分布上我们如何考虑；在创新能力要求上如何考虑；哪些地方需要相互兼顾，相互促进。在一个项目的规划中，这种兼顾考虑得越具体、越深入，实际上拿出来的设计任务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一个好的科技园区，或者说一个高品质的科创空间，一定是开放性的空间，是没有围墙的场所。这样，不仅为参与到这个区域发展的企业提供更多公共空间和相互交流的氛围，而且有可能为这些公共空间塑造不同凡响的艺术气质。成都把公园城市作为城市形象的重要特征——我理解，就是尽可能营造更多优质的公共空间。同样，在园区建设中注入这样的理念，才能与我们城市的气质相契合。
高品质科创空间——品质二字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建筑形态和功能。下面所列五个方面对建筑设计的要求尤为重要。
今天，中国科技园区（或产业园区）设计市场比较活跃的建筑师，无论出自哪个国家，大部分都深受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影响，也有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拥趸者。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有时代的局限性。现代主义（或称机械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重要特征是强调功能性和实用性，习惯于一种秩序的重复使用，尽管效率较高，但千楼一面，单调乏味，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追求并不契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是什么？是跨越工业化、电气化和信息化时代，迈向了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这个时代的建筑精神和特征是什么？是多元共生。大家应该想明白，今天，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并希望引领未来的科技企业向往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我们对数字创意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做过调查，发现新一代的创业者不满足于简单的功能性和实用性，他们需要有独特个性、有突出艺术气质的和具有审美价值的空间。当我们构想高品质科创空间的时候，如果不假思索地照搬某种已有的成功模式，重复某些过时的经典建筑形式，一定会被当下的年轻人所抛弃。
这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最基本设计思想一致——任何新的建筑都应跟当地的历史文化产生联系。让人感觉从天而降，跟当地的地域文脉和历史找不到一点关系的东西是没有根基的异物。在设计展开之前，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加深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生成出来的建筑才有生命力。
倘若我们要用市场化方式开发科创空间项目，一定要仔细算算经济账。建筑首先需要满足科创功能要求，也需要满足高品质的审美要求，但同时又必须满足投资的经济性要求。当然，经济要求通常有一个范围，不一定是绝对化指标性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要把项目塑造成什么样的品质，就应该付出什么样的造价，但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谋求提高品质应有限度，要符合经济性要求。如果让建筑师完全无造价限制做建筑设计，往往投资预算就会失控，这是开发管理的失职。
充分利用场地的自然生态条件是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理念。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接受这样的建筑设计理念——不以人为改变自然生态为前提，而是尽力尊重保护自然生态条件。应该指出，现在的公共建筑设计还是容易犯形式主义毛病，比如，不太注重利用自然采光与通风，这也是现代主义建筑惯于采用全幕墙及人工通风的后遗症。其实，成都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自然采光和通风，既节能又舒适，应该成为这个城市的建筑风尚。
如何处理好整体性和个性化差异的关系是设计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如果能够做到每一个建筑单体都有所不同，但是又能通过空间和有序整合，营造出符合视觉审美规律的整体感，这就是应该追求的美学境界。
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不仅包括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可持续运营。因此，运营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综合运营方法论。运营是多样化专业服务的统称，而综合运营是采用数字化工具将各自独立的服务整合起来所形成的一体化组织方式。
显然，空间服务需要采用房地产经营方法，如房屋的销售和租赁等，但这只是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科创空间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组织产业。那么，组织产业有效性的标准是什么？我看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它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指标是税收；第二条，留住本地优秀人才并吸引外来人才，关键性标志是地方人口素质；第三条，产生扎根于本地的新兴领袖企业（包括细分市场龙头、隐形冠军等）。
未来，东部新区会成为成都新增人口的主要承载地——可能会20年内增加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但是这些新增人口是什么样的文化素质就会决定这里发展为什么样的水平。高质量发展要靠高水平的产业组织才能实现，你组织什么类型的产业？如何组织这些产业？最后实际形成什么样的人口结构？这是我们现在要明确的目标。以营造空间为出发点，如果能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并聚集高素质的人才，这才是高品质科创空间应该承担的发展使命。
过去很多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产业竞争的焦点是争夺优质资源（包括高素质人才）——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去招商引资；那个城市到这个城市来造势引智——目的不外乎如此。客观讲，这对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有作用的；可比较的优越条件最终对更多企业的发展也有利——要么有利于降低成本，要么有利于提高效率，要么有利于优化结构布局。通常，这些都是通过政府组织来完成的。显然，发生的概率并不高。单纯的政府招商方式，即便是把行业的头部企业都排出来并按图索骥地去找，效率也是极为有限的。有人做过统计，若拿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地图并由地方领导出面，逐家登门拜访，成功落地的概率也不到5%。
现在，经济整体走向饱和、盈余时代，产能过剩似乎已成常态，有的甚至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招募人才又如何去引入产业？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是推动跨区域产业合作。不同城市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本质上讲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关系，更多的是互补协同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比如，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全球城市，他们要构建新的竞争力就必须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需要把不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有序安排到其它城市，以腾出空间发展新动能。特别是需要有序组织一些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方，这就需要拥有产业组织能力的跨区域运营的专业运营公司跟双边的政府合作，共同把这些资源用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方式来进行有序配置好。这是一种超越挖墙脚式招商的产业合作新方式。当然，能够在多少个城市链接资源？能够链接多少资源？能够有效推动哪些资源实现优化组合？这才是运营能力的标志。
从能力建设的角度讲，相对而言，规划建设能力的形成比较容易，因为设计工程和建设的具体工作大都是外包并由专业公司实施的。只要对一些基本规律有所认知，凭借一些制度流程，可以保证一定的管理水准；但运营能力的建设就相对困难了。现在，我们的实践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如何打破边界，高效协同。比如，在一个园区里要协调10种专业服务，而这10种专业服务都有自己独立的作业规律，有自己独立的核算框架，甚至是相互独立的团队，他们之间的协同效率必然较低。只有打破边界，整合各专业化能力走向一体化才能实现高效运营。但对更多的平台性公司而言，各种独立的专业化能力还没有形成，就要走向综合化运营，难度就更大了。
昨天跟市产投集团石磊董事长沟通，了解到他们现在遇到运营能力的瓶颈——同时上马若干个项目的工程建设，规模达到数百万平方米，建不是问题，而运营正成为大问题——巨额投资下去效率如何保证？同时有效招商，充分发挥这些空间的作用，促进产业升级和新经济发展？这的确是一个挑战。所以范书记提出推广“管委会+专业运营公司”模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
要采用一体化的方式实施综合运营，要凭借什么样的基础工具呢？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数字化运营技术体系和平台。通常在一个单一项目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很容易就事论事匆忙解决问题。类似于一般弱电工程，找各专业的供应商来做便是。最后，你要掌控的是这些分散的系统。当然，一般的物业公司可以在相对较低的数字化水平上完成相关工作，但整体成本高、效率低，反应速度也慢，特别是缺乏跨区域的资源支撑，也就是说某个园区仅仅是一个产业孤岛。
在开放性经济体系之中，无论是内部的管理与服务还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都需要有效的数字系统来将其打通。成都市领导已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工业互联网对产业功能区建设的意义，要求通过智能化手段使若干个产业功能区之间构成产业互联的大格局，让数据成为有效经营管理和提高产业组织效率的工具——这是具有未来意义的宏大构想；同时，也是未来构成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把产业组织的数据打通，提升服务效率，使各行业内部与各行业之间建立更广泛的产业互联，使几十个产业功能区构成城市整体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体系——这正是本质意义上的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日新月异，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层出不穷。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是构建智能化园区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天所讲到的高品质科创空间的内容也大同小异，通常有七大管理功能，包括安防、消防、交通、能耗、人员、清洁、绿化等。能耗在未来智能化体系中是一个重要指标，而单位的能耗指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判断企业的运行状态和质量。
园区有五大专业服务功能，包括人才、金融、技术、空间和政策等，还有五个方面的生活基础服务，包括公寓、食堂、酒店、快递和社交等，如何将他们整合到一个一体化的平台中，从而解决过去由不同的子系统独自运行的状态？当然，这样一个系统无论对于入驻企业、企业员工、园区运营者还是政府的若干部门都能提供大家所关心的动态数据并能及时互动。这样的产业组织效率才是全方位的。
我们实施数字园区系统的实践证明，能够在硬件基础投入成本不增加的基础上，降低管理成本10%，在反应及时性和解决内部不同类型服务之间的协同关系上的提升工作效率30%。可以想象一下，当在一个平台上，聚集起1万、10万乃至100万家活跃企业用户的时候，这个平台功能将多么强大。如果说成都能够使用智能化手段，在几十个功能区优先构建起具有工业互联网意义的产业互联体系时，成都产业升级和新经济发展就一定会走在全国前列。
关于产业互联网平台，我讲两个观点：
大家都知道5G+工业互联网是国家工信部在工业场景推动5G应用的重要抓手。当前，困难在于无法深入到企业的具体生产流程之中，原因是多数系统构建的出发点在于服务政府职能部门而非服务企业。数据要从企业来，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就没有应用的积极性。只有真正立足于为企业服务的工业互联网思路并构成起具有行业应用价值的体系，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时候才能受到欢迎，由此所获得的数据才能为政府的决策和精准服务产生作用。
政府平台、运营者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架构设计的重要基础。政府需要工业运行数据不仅是具有统计意义的，更是具有结构意义的——由此可以发现一些趋势性宏观规律，还可以找到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可比性缺陷和短板。运营者可以发现一些需求规律，有效改进服务。企业可以及时得到发展所需的要素支持和帮助，也可以完善供应链系统。
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高品质科创空间，如果说还仅仅是局限在对建筑的理解上，或仅仅局限在开发的投入产出意义上或招商引进企业的价值上——都是不够的。真正的需要是，建立在数字化和智能化基础上所构成的线下和线上的两种空间所共同作用和服务对象的可持续生态价值上。
最后，我想说：只有站在时代的前沿，选择正确的方式，才能建设符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真正意义的高品质科创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