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份，我拜访了彼得·德鲁克先生，向他提出办一个管理培训机构的想法。德鲁克说，你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他对我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关键就是人才问题。
是什么人才问题呢？是管理人才的问题。别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口，资金你可以引进，设备你可以引进，但是只有人才，你无法靠引进。
而且，最重要的是，管理一定要在当地的文化中才能发芽生根。他说，你看日本人，它的职业经理人和欧美的职业经理人是不同的。虽然他们都在做管理，但是管理一定要能适应自己的文化，才有接受度。所以当时德鲁克说，你必须培养自己的人，这是躲不过去的，而且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2000年5月，德鲁克在为我们的题词中写道：“迅速培养称职的管理人才和创业者，使他们能与世界顶级强手竞争，显然是中国最需要的，也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为中国管理者和创业者提供全世界最优良的管理知识和管理工具，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把管理当成一种工具，认为管理是用来操控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要让工作有结果，就必须操纵控制工作者的行为。这一条，是德鲁克坚决不同意的。在他的著作中，对“胡萝卜加大棒”有很精辟的分析。胡萝卜是利诱，大棒是威胁，两者都是在利用人的弱点，即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去操控工作者，这与管理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看到，“胡萝卜加大棒”被全世界的管理者很普遍地接受，但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效果却是越来越差了。在发达国家中，它甚至对体力工作者也不起作用了，而对知识工作者来说，它在任何地方都不起作用。管理人员已没有大棒可用，而胡萝卜作为刺激的作用也愈来愈小。
德鲁克本来是一位政治学、法学的学者，后来又成为经济学家，听过熊彼得、凯恩斯的课。那时候，在学术界，管理学还不存在。德鲁克经历过一战、二战，感受到战争带来的伤害，生命和财产的毁灭，知识精英的毁灭，文化的毁灭。对人类的同情心让他觉得，这些应该避免。用什么办法避免？
二战爆发前，他移民到美国，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发现美国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这些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吸引很多人从乡村社区跑到城市，进入工厂这样一个新的社区。而就在这些企业中，每一个进入企业的人，都可能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承担责任。那么，是什么决定一个企业有没有成效，能不能给人这种自由和责任呢？答案就是管理！于是德鲁克开始研究管理了。
企业的目的：创造顾客
企业家不是完人或圣人，发生偏离最终客户一一消费者价值的过失是不奇怪的，好的企业家会反省和努力去消除这种负面的社会影响，逐渐做到在创造顾客价值方面减少自相矛盾的行为，或者说一以贯之。当我们称赞某位企业家时，称赞的是他创造价值的行为，不代表他沒有错失，反之当我们批评某企业家时，批评的也是具体行为，并不否定他创造的价值，应避免陷入非黑即白、成王败寇的认知误区。博雅管理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些既值得尊敬又往往前后不一致的企业家，让他们进一步反省和梳理自己的经营决策和行为，升华为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家。
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任何管理行为，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价值观的支配。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为什么选择这么做，不那么做？为什么选择用这个人，不用那个人？为什么选择跟这个人合作，不跟那个人合作？为什么选择这种绩效评估标准？为什么提倡这个方向？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有价值观和信念，决定了是让人提升还是让人堕落，包括他自己。所以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说到价值观，一般人都认为价值观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企业的目的也好，领导力也好，营销也罢，它后边都有价值观的东西在里面。
（文章来源：清创投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