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市科技主管部门，上海市科委如何考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市科委主任寿子琪从创新政策、经济制度、城市文化等角度进行了深入阐述分析。
全球科创中心包含“五个力”
记者：对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上海新目标的内涵和标准，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您的看法是什么？
寿子琪：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上海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是当好科学发展先行者的应有之义。随着全球创新网络的加速形成，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正成为世界主要城市的战略选择和标志性功能，但目标各有侧重、路径不尽相同，我认为没有统一的模式，上海无法简单翻版或移植。比如，硅谷是公认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但纽约也无法翻版硅谷，何况上海。
当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和内涵。综合分析国际国内有关研究后，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五个力”：创新资源的集聚力、创新成果的影响力、新兴产业的引领力、创新环境的吸引力和区域创新的辐射力，能够在上海集聚并产生标志性的科技创新机构、企业、人物和成果，从而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上海创新，并能对长三角、对全国，乃至全球产生辐射力，这样才能被称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产学研结合的引擎是企业
记者：从顶层设计角度来看，上海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增强五个力？
寿子琪：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牢牢把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主战场。我认为，着眼于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应重点强化“四个结合”，即着力打造国际与国内创新资源整合的结合点、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的结合点、自主创新示范区与自贸试验区联动的结合点、科技创新与城市转型发展统筹的结合点，从而在全球知识体系、产业体系、创新创业体系、城市体系中扮演节点和枢纽角色，代表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竞争与合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创新的目的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突出难题，要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切实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可以说，产学研结合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产学研合作的引擎是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企业。然而，国内大多数企业缺乏战略愿景和规划，并不具备创新目标提出的能力、创新资源配置的能力和创新活动组织的能力，也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力是有根植性的，企业可以通过购买技术、引进生产流水线实现短时间内生产制造能力的提升，但技术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则需要持之以恒、长期积累。
有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高校和院所来自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全部科研经费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高校和院所。可以说，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于急功近利了，但缺乏研究深度和原创性，长久以往必将制约全社会的创新能力提升。
科技创新最需要的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记者：具体而言，要做到“四个结合”，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寿子琪：科技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肯定是放出来的，是执着求索出来的，是市场竞争出来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完善创新治理体系，进而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建立起以知识创造、流通和应用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
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他们在全球创新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大多在于构建了“创新成功三角”（分别为商业环境因素、政府监管因素和创新政策因素），具有4“T”（税收Tax、贸易Trade、技术Technology和人才Talent）方面的完善制度体系。结合上海实际，建议统筹好科技和经济、政府和市场、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用更具吸引力的创新创业“机会成本”优势，克服“商务成本”的不利因素。我一直认为，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对科技创新有决定性影响。公司法、反垄断法、拜杜法案等经济领域的法案，都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必将对科技创新发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创新治理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定位问题，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政府应走好“退、放、进”三部曲。通过“退”，减少对创新资源的直接分配，对于市场导向明确的创新活动，减少对具体项目的选择和企业创新的干预，更多地运用跟投、后补贴、奖励等投入方式，加强与市场资源的协同；对于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活动，更多地运用机构式资助，让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实施。通过“放”，凡是市场机制能实现或有社会组织能替代的服务功能，一定要主动转型，也是腾出空间，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通过“进”，着力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资助平台、统一的信息平台、统一的监管平台，避免政府各部门的科技财政重复投入。实现“退、放、进”，就是要做到相信市场、尊重主体、各司其职、多元共治。
在创新政策上，解决好政策有效性、协同性和可操作性问题，从点球式政策突破转向系统性政策设计。经过多年积累与发展，点球式、供给型、攀比型政策的边际效益明显递减，迫切需要对创新政策进行系统设计、协同推进，以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价值。首先，要解决政策制定的策源问题，加强需求侧政策研究运用，加强普惠型政策实施推广，让政策管用。其次，要针对创新政策政出多门、交叉重复和“碎片化”现象，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和时效性。解决创新政策问题，就是不能“政府出政策、行政相对人束手无策”。
在绩效评价上，处理好显绩和潜绩的有机平衡问题，从注重当前发展转向重在可持续发展。克服将各类要素围绕传统发展模式进行配置的惯性和喜好，转向围绕创新驱动发展进行要素配置。科技创新既有显性的一面，还存在隐性和不确定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创新犹如病毒，可能长期潜伏，一旦发作则可能不可遏制。对待科技创新既是当务之急，更要久久为功，要早打“远水”，不能饮鸩止渴。
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功能性平台
记者：目前，上海许多区县在打造科技创新的功能性平台。在这方面，市科委有何布局？
寿子琪：创新链上不同主体、不同环节存在知识不同构、行为不互动等问题，建设功能性平台，就好比为创新生态系统安装基本骨架，对于促进全社会创新协同、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加快创新价值实现具有基础性功能作用。
功能性平台主要有三类。一是着眼于建设世界一流研发机构，打造研发类功能性平台，加快推进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等建设。二是着眼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加快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探索推进“价值观引领、章程式管理、机构式资助、第三方评估”的科研院所改革，发展第三方创新服务平台。三是着眼于促进成果转化，针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脱臼”现象，加快培育和发展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等一批非研发类功能性平台。通过功能性平台建设，为创新型企业和产业的成长提供“七通一平”的“开发熟地”。政府要从直接招商引资转向间接招商引资，通过引入功能性平台和机构进而招商。
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
记者：除了更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和全社会还应从哪些方面入手，让上海更具创新活力？
寿子琪：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创新软环境建设，特别是要在全社会着力营造包容开放的创新文化。
创新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特别需要宽松、平等、自由、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美国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人口混杂度、波希米亚指数等与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活力呈正相关关系。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不能仅仅体现为追求“高大上”，更不能盲目排斥，而是要学会彼此欣赏。
上海应加快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人才制度，探索实施更加开放、灵活和柔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大幅度提升国际化人才比例。还要深化创新人才的评价机制改革，避免行政化“参公式”管理约束科研人员，打破科研人才“双轨制”，促进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动，并通过激励机制，引导研发人员向企业流动，把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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