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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毛振华在2025年多次公开表示，当前体制内退休金过高，退休金高于在岗工资。
毛振华教授的论述是直白且尖锐的。他认为，养老退休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确保老年生活有尊严、有依靠，而不是提供一个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优渥”或“优雅”的生活。那种更为舒适的退休状态，理应通过个人在工作期间的财富积累、储蓄和投资规划来实现，而不应完全依赖于公共养老金系统。他的观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扎实的社会调研。
他的发言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以下是相关要点总结：
毛振华强调，退休金过高依赖在职人员缴费和财政补贴，长期来看会加重年轻人负担，加剧代际矛盾。打击年轻人工作的积极性理不平衡。
他呼吁改革养老金制度，缩小体制内外差距，确保制度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毛教授还指出，养老金并轨改革未能有效缩小差距，部分原因是制度设计倾向于体制内群体，如职业年金覆盖率高、替代率过高等。
他建议通过普惠养老金、分段累进替代率等机制，实现“劫富济贫”，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
毛振华认为，退休制度应保障基本生活，而非提供优渥的退休生活。“优渥的生活”更多需要依靠个人在工作期间的储蓄、理财规划以及财富积累来实现。
他指出，体制内退休人员（如机关事业单位、部分特殊国企的员工）退休金远超在岗职工工资，甚至达到数倍之多，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
他还举例说，农村小学教师在岗月薪约4000元，退休后却能领8000-9000元，而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仅3000元左右，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更低。
这种鲜明的对比，赤裸裸地揭示了体制内外退休金分配的严重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养老金双轨制，即便在经历了所谓的“并轨改革”后，实质性的差距并未被有效抹平。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设计在诸多细节上，依然向体制内群体倾斜。例如，在机关事业单位中覆盖率极高的职业年金，实际上构成了他们养老金的重要补充，极大地推高了其养老金替代率——即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这就导致了一个看似荒谬，实则普遍存在的现象：一部分人在退休后，其总收入不降反升。
这场讨论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可持续性的深层危机。高额的退休金从何而来？
答案是明确的：一部分来源于当前在职人员缴纳的社保费用，另一部分则依赖于国家财政的巨额补贴。当一个群体的退休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甚至高于在岗人员的薪酬时，意味着在职年轻人的缴费负担正在被不成比例地加重。这不仅打击了年轻人工作的积极性，更在无形中激化了代际之间的矛盾。
当大部分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扣除的社保费用，是去供养一个收入比自己高得多的退休群体时，其内心的不平衡感是可想而知的。整个社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良性循环基础，正在被这种结构性的不公所侵蚀。
要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还需要结合最新的宏观经济动态来看。根据2025年各地人社局陆续公布的社保缴费基数，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多地基数涨幅显著放缓，部分地区甚至与上年持平。
社保基数的调整通常与上一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其增长乏力，直接反映出当前在岗职工的薪资增长普遍面临瓶颈。一方面是在岗人员的“社平工资”增长趋缓，另一方面却是部分退休群体稳固且高额的养老金，两者的反差构成了强烈的社会张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数据，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尚不足七万元，而非私营单位则超过十二万元。这种差距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而当我们将这些数据与退休金进行对比时，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以武汉大学为例，截至今年，该校在册的离退休教职工高达七千余人，其中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就超过两千五百位，一年的退休金支出接近十亿元人民币。人均十多万的年收入，对于一个早已完成财富积累且消费需求降低的高龄老人来说，是否真的必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普通毕业生的月薪普遍在三四千元徘徊，即便是在东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三四线城市，基层事业单位员工扣除五险一金后，每月到手的现金也可能只有两千五百元左右。虽然有食堂饭卡、免费理发等隐性福利，但可支配收入的窘迫是现实存在的。
这种在岗年轻人的“紧日子”和部分退休人员的“富日子”形成的对照，正是毛振华观点能够引发全社会广泛共鸣的根本原因。公众的讨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仇富”或“眼红”，而是指向了对制度公平性的根本性质疑。人们普遍认为，退休制度的底线是“老有所养”，而非“老有所奢”。
当然，任何改革的呼吁都会面临复杂的现实阻力。对于毛振华的观点，社会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退休金太高，而是在岗工资太低，应该首先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还有人担忧，如果简单地降低退休金水平，将其拉到仅能“保障基本生活”的线上，那么现行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将如何维系？
如果无论缴费高低、年限长短，最终退休待遇都趋于均等化，那么在职人员，尤其是高收入群体，按时足额缴纳社保的意愿必然会大幅下降，这反而可能动摇整个养老金池的根基。此外，如何界定“基本生活”与“优雅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难题，在消费水平差异巨大的中国，一个统一的标准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些反思同样具有价值，它们提醒我们，养老金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绝非简单的“劫富济贫”可以概括。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回避问题并不能让问题自行消失。当前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如果持续下去，其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它不仅会抑制年轻一代的消费能力，拖累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更会从根本上削弱社会凝聚力。当奋斗的价值被收入的倒挂所解构，当体制的壁垒在退休后反而被固化和加强，我们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问题。
未来的改革路径，必然是艰难而审慎的。它或许需要通过设立养老金上限、改革替代率计算方式、以及真正实现普惠性的国民养老金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来逐步缩小差距，让制度回归到保障基本、鼓励积累的轨道上来。这绝不是要剥夺任何一个退休人员应得的权利，而是为了确保整个养老体系能够健康、公平地延续下去，让今天的年轻人，在未来也能够拥有一个确定且可靠的“老有所养”的预期。这场由经济学家发起的讨论，最终考验的，是整个社会直面问题、寻求共识的智慧与勇气。那么，在你看来，我们应当如何构建一个既能保障当下，又能持续到未来的养老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