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经济思维的当代表现与反思
二十世纪的实践表明，以集中规划替代市场机制的权力经济模式，普遍存在效率低下、创新匮乏与制度性困境。尽管历史已给出警示，但其思维幽灵并未消散，而是转化为更隐蔽的形式，持续影响政策制定、产业演进与社会运行。
宏观政策中的“父爱主义”倾向
面对经济波动，部分政策仍习惯依赖行政干预而非市场修复机制。例如，在2016—2018年钢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主导设定“去产能”指标并下达关停指令。虽短期推高行业利润（2017年钢铁利润增长178%，煤炭增长近300%），但也扭曲价格信号、保护低效产能、催生寻租行为，并削弱行业应对需求变化的弹性，形成“越去越剩”的循环[2]。
产业扶持中的“挑选赢家”风险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为例，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定向支持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光伏产业即为典型：巨额补贴曾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组件生产国，但也引发严重产能过剩——2012年中国光伏组件产能超40GW，全球需求仅30GW，产能利用率不足75%。企业重资源套利、轻技术攻关，核心设备与材料长期依赖进口，“大而不强”问题突出[3]。
区域发展中的刚性规划惯性
各地热衷编制宏大蓝图，大规模建设开发区、新城、新区。高铁新城即为代表：不少项目脱离实际人流物流基础，在远郊空地仓促上马，因缺乏产业与人口支撑，沦为“鬼城”或“睡城”，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截至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超90万亿元，其中相当比例关联此类基建投资[4]。
科技政策中的“举国体制”边界
“揭榜挂帅”、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等举措，在追赶型领域（如高铁、航天）成效显著；但在探索型、颠覆性前沿方向，易陷入路径依赖：评审偏好风险低、见效快项目，冷落高不确定性原创构想。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比重长期徘徊在6%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水平，暴露资源配置向“短平快”应用倾斜的结构性失衡[5]。
教育与职业选择中的标准化导向
从统一考试到高校“双一流”建设，教育资源配置呈现强规划特征。其积极面在于提升部分高校国际排名，但亦加剧高等教育“金字塔”结构：资源过度集中于顶尖高校，地方应用型院校被边缘化；学科设置趋同热门方向，冷门基础学科与地域特色交叉学科受抑。大学自主权受限，逐渐演化为执行国家计划的“单位”，而非追求真理的学术共同体[6]。
权力思维泛滥的深层代价
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市场经济依托分散决策与价格信号整合局部知识；而中心化决策受限于信息不对称与有限理性，难以预判消费者偏好变迁与企业真实成本结构。“哈耶克陷阱”无法逾越。光伏补贴过剩、高铁新城空置，均为资源错配的直观体现[7]。
创新活力系统性抑制
创新本质是自由探索与试错过程，而权力思维追求确定性与秩序，与不确定性天然对立。当政策设定“最优路径”，偏离轨道的思想与实践便被压制，企业与个体倾向依附规则、依赖庇护，而非冒险创造。权力色彩浓厚的领域，往往也是创新最迟缓、竞争最不充分的领域[8]。
权力寻租与新型不公加剧
当资源分配权高度集中于政府，审批、补贴、准入即成稀缺资源。企业竞争重心从产品服务转向政府公关，腐败风险上升。在“去产能”与产业补贴中，政企博弈清晰显示权力如何转化为经济利益；同时，贴近权力的群体优先获益，中小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则面临融资难、准入严等结构性障碍[9]。
社会自主性与公民精神弱化
长期被规划、被安排的社会，将弱化成员独立思考与自主决策能力。政府大包大揽挤压市场与社会空间，导致“强政府–弱社会”失衡，社区自治、行业自律、志愿精神等社会资本萎缩，不利于民主政治与长治久安[10]。
走向成熟现代治理体系的路径
思想转变：从“总设计师”到“生态维护者”
需破除对顶层设计的迷信，承认经济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政府角色应由直接干预转向维护公平规则、保障产权契约、提供稳定宏观环境，让市场主体在健康生态系统中自由生长、优胜劣汰[11]。
政策优化：坚持最小化干预与功能性导向
政府干预应严格限定于市场失灵领域，并优先采用市场化工具（如排污权交易、公共服务外包）。产业政策须从“选择性”转向“功能性”：聚焦基础研究投入、职业教育普及、基础设施完善与普惠金融建设。德国“工业4.0”战略即以平台共建、标准共定、政府协调为特征，体现“修路”而非“开车”的治理智慧[12]。
法治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与决策程序，例如制定《政府补贴法》《产业政策法》，规范发放标准、监督机制与问责办法。强化司法独立性，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受损时可获公正裁决。透明决策、严格问责与社会监督，是遏制拍脑袋规划的关键制度屏障[13]。
社会培育：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社区组织等发展，在行业标准制定、技能认证等领域交由专业主体主导，政府负责监督备案。社会力量壮大后，能有效承接治理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冲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的均衡结构[14]。
教育革新：回归育人本位
教育不应是标准件流水线，而应是激发潜能的孵化器。需扩大办学自主权、教学自由度与学生选择权；改革高校评价体系，弱化单一量化指标，强化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贡献；倡导批判性思维，培养提问与探索能力。芬兰教育经验表明，对教师与学校的信任，比标准化考核更能释放内在创造力[15]。
权力经济的兴衰是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它警示我们：任何试图以单一理性规训复杂世界的努力，终将被复杂性本身所反噬。今天，其思维幽灵仍以现代面目游荡——识别它、警惕它、主动选择更具生机与韧性的市场路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关乎社会自由、个体尊严与未来无限可能。我们要建设的，不是被精密规划的“美丽新世界”，而是让每一种梦想都有机会发芽、每一类创造都能自由绽放的开放原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