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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玉振：重庆10人聚餐9人开溜与刺激消费失灵

老田投研3

2025-12-15

导读：近日，重庆一家餐馆里发生的“十人聚餐，九人开溜，一人埋单”的荒诞剧，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下社会经济心态的复杂

重庆“九人逃单”事件折射的经济深层症结

近日，重庆一家餐馆发生“十人聚餐、九人开溜、一人埋单”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此事表面是道德失范，实则暴露了当前内需疲软背后的结构性根源：消费并非靠外部刺激即可激活，其本质取决于个体真实可支配收入、财富安全感及未来预期。当政策反复强调“扩大内需”，而民众却因收入不稳、负债承压、信心不足而被动收缩支出时，“刺激消费”的宏观叙事便与微观现实严重脱节。这一现象，是对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治理的凯恩斯主义“三驾马车”理论的一次民间性质疑。

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与历史角色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核心在于否定古典经济学“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其认为，在经济衰退期，受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流动性偏好影响，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总供给，导致失业与产能闲置。此时市场自我调节失灵，政府须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主动干预，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总需求。该理论在战后西方及中国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曾发挥关键作用，如大规模基建、家电下乡等政策短期稳住了增长。

理论失效：抽象模型与真实个体的断裂

凯恩斯模型将消费者简化为同质化“代表性个体”，假设其对补贴、消费券等政策具备稳定、理性的响应能力。但现实中的消费者千差万别——重庆九名食客的逃单，最直接动因是支付能力不足或未来收入预期悲观。若银行卡余额告罄、房贷房租压力沉重，再大力度的消费刺激也难转化为真实购买行为。消费不是孤立变量，而是收入与财富的函数；没有持续的生产性收入增长和资产性财富积累，刺激政策无异于“向干井抽水”。问题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能否提供公平、可持续的价值创造环境。

刺激政策的负向循环：挤出效应与政府失灵

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易引发低效扩张：仓促上马的基建项目可能造就“鬼城”、空载高速与过剩产能。此类投资虽短期推高GDP，却未形成有效资产，反而抬升全社会杠杆率与通胀预期，并通过信贷资源挤占，削弱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与创新活力。其结果是生产效率下降、居民收入增长乏力——这正是典型的“挤出效应”。当经济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个体财务脆弱性加剧时，“不敢消费”成为理性选择。九人逃单，正是这种系统性扭曲在微观层面的极端映射。

知识局限与价格机制的不可替代性

凯恩斯主义隐含一个危险预设：存在一个能精准测算总需求缺口并实施最优干预的“全知政府”。哈耶克指出，经济运行依赖的是分散于无数个体之中的“地方性知识”——餐馆老板对菜单的调整、程序员对用户需求的把握，皆非宏观模型所能容纳。价格机制正是这一自发信息系统的精妙体现：它无需中央指令，仅凭涨跌信号即可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领域。以行政力量替代价格信号，实为用少数人有限认知覆盖亿万主体实践智慧，终致资源配置错位与效率损失。

转向供给侧：产权保障是消费复苏的根本前提

解决内需不足，关键在于放弃“刺激思维”，转向“保障思维”。首要基石是确立并严格保护私人产权——不仅包括物权，更涵盖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完整权利束。只有当劳动者确信劳动所得不受随意剥夺、投资者确信资本不会被无理侵占、居民确信房产安全受法律庇护，才能形成长期预期，愿意工作、创新与积累。重庆九人的行为，恰反衬出产权保障缺位下个体应对风险的极端策略。产权稳固，则司法公正、权力受限；预期稳定，则投资敢投、消费愿付。

激活竞争：从“挑选赢家”到“守护规则”

产权基础上，政策重心应转向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废除行业准入壁垒、地方保护与行政垄断，确保国企、民企、大中小企业同台竞技。高额利润应吸引新资本自由进入，而非固化为在位者特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破，源于市场试错与企业家精神，而非产业规划拨款。政府应退出“运动员”角色，专注履行“守夜人”职能：保障法治、治安与基础公共品，让价格信号自由传导，让竞争释放创新动能——由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带动企业盈利与居民增收，内生消费动力自然生成。

健全货币金融体系：锚定币值，服务实体

告别将货币政策简单等同于“放水刺激”的惯性。廉价资金易扭曲资本价格，催生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分化——获益者多为靠近权力的大型机构，中小企业与普通民众反承受通胀侵蚀。稳健货币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发行须受刚性规则约束。同步深化金融改革，打破垄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使资金真正流向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与实体经济。唯有货币回归价值尺度本位、金融回归资源配置本职，经济方能跳出“刺激—泡沫—衰退”循环。

轻税简政：释放微观主体自主决策权

高税负直接压缩居民消费能力与企业投资空间。政府大规模征税用于低效开支，实为以低效方式补贴低效模式。减税——尤其降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是激发活力的关键：将财富留在创造者手中，由其基于真实需求自主决定扩大生产或改善生活，远胜于集中化、标准化的行政配置。政府规模须受刚性约束，职能聚焦于核心公共服务。“小政府、大社会”结构，方为市场自发运行腾出制度空间，为消费与投资注入持久动能。

结语：回归自发秩序，方有内需长河奔涌

重庆九人逃单是一则令人心酸的社会寓言。它揭示：当经济底层逻辑失序，个体的道德抉择便陷入结构性困境。我们无法靠道德谴责要求濒临财务崩溃者坚守诚信，亦无法靠口号动员丧失信心者扩大消费。凯恩斯主义在特定危机时刻确有应急价值，但若将其固化为长期治理哲学，则必然掩盖根本矛盾、加剧系统性扭曲。真正的繁荣，不来自“刺激”，而来自千万普通人，在产权有保障、规则可预期、竞争真公平的环境中，通过劳动与创造所赢得的财富与尊严。

政策重心必须彻底转向供给侧：从“如何刺激消费”，转向“如何保障产权”；从“政府主导投资”，转向“市场自发协调”。当每个中国人得以安心工作、放心投资、舒心生活，内需之泉自会汩汩涌流，高质量发展之路也将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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