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其实已经在心中酝酿很久，往前数五年，外企“日暮西山”的论调也不算新鲜了。
五年过去，其间一轮又一轮的大公司裁员似乎不断印证着这句话：医疗外企因集采政策不断收缩战线，甚至退出国内市场；2024年8月IBM中国研发团队千余人被裁……
大家很想知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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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企还能干到退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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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真的不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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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人该如何给自己做准备？
我对外企的憧憬始于中学时代的商业杂志，想象自己未来也是在那高档写字楼里工作的一员，身边是西装革履的商业精英，出差是飞机商务车和五星级酒店，嘴里是中英文夹杂、不明觉厉的专业术语，就连度假也是全球各地畅游。年少时对世界的理解就是这么简单，仿佛进入外企就拥有了中产生活。
09年本科毕业的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投入工作，以“管理培训生”的身份加入一家知名欧洲制造业外企。
然而岗位在上海的郊区，虽然上下班有班车接送，通勤时间单程也要1个小时。管理培训生项目为期两年，轮岗4个部门，主要工作是半年内完成所在部门里的2个项目。
从在职培训到导师制度，从同事关系到公司重视，外企提供了职业生涯的良好开端，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也在心理生根。
管培项目结束后幸运地定岗在市场部，在当时是非常热门的岗位。之后做了产品经理，走进业务时，发现国内的竞争对手已经对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外资虎视眈眈。
外企的产品在技术上已没有独特的领先优势，而本土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虽略逊一筹但是价格却能低一大截。
再后来，国产品牌的技术越来越强，产品的开发速度也越来越快，反观外企自身，却还在靠着本地的销售和市场部给全球总部传递信息，管理层花上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来决定是否开发一款符合本地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最后再等一年产品做出来以后，市面上已经遍地都是本土品牌的同类产品了，价格还能低不少。
市场的萎缩让我有了换工作的念头，但还是跳到了一家行业接近的知名欧洲外企。这一家号称是“外企中的国企”，本土化做得相当出色——我在办公室里三年看到的老外屈指可数。
公司Local for local的战略采用的是本土管理层和决策链，对市场变化的响应快速、灵活。但我所在的事业部在市场上已经被本土品牌夺走了头把交椅，而其能占领市场第一的关键就在于其对下沉市场的渗透：据说是司机开着皮卡，拉着一车货从A市走到B市，一路上的杂货店五金店都是他售卖的对象，还可以先拿货放在店里卖、卖出去了以后再打款，还给这些小店一笔资金做店招……
国内企业“农村包围城市”、“小米加步枪”的打法似乎是刻在基因上的天赋，因此虽然品牌定位较低，但靠着对广大市场的覆盖实现了逆转。
于是我短暂地从外企“出逃”，加入了一家民营企业。
这家民营企业不出名，业务体量中等，在我加入的时候还没有上市，但却能代表全国上上下下几千上万的民营企业。
董事长喜欢摄影，也在商学院里进修了系统化的管理模式，有一位总经理负责公司整体业务。董事长有一个海外留学回来的儿子，在公司里重点培养以便未来接手，人也非常低调。
但他很多时候脸上的表情都有些严肃（或者说不开心），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与其说是外企和民企的对比，不如说是文化体系、价值观的碰撞。大家不妨先将我的经历看完，我也会在后续的文章里写我的观点。
民营企业的观察
第一次在民营公司工作的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围新鲜又陌生的环境。
办公室和工厂在一个园区里，食堂是自己请的厨师烧的菜，专门给管理层吃饭的小食堂伙食好一些，有客户来就直接在小食堂对面的包间里吃饭，有时还有应季的河豚、刀鱼吃。
中午在管理层的小食堂里，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他们穿着清一色的深蓝色工服，讲着说快了我就听不懂的本地方言。这就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中层。
离开这家公司后我曾想，中层的缺位大概是这家企业管理工作上进展较慢的原因之一：董事长“一言堂”，中层的这些管理者多是跟着公司很多年的“老人”，他们没有想法只有“董事长、总经理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被动等待。
也有可能在我不长的工作时间里看到的都是表面，但对于在外企待习惯的我，看到这样的管理层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公司里还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我记忆深刻：中午吃饭后各个办公室里开始拉上窗帘睡午觉，直到下午上班的铃声响起，这让我体内尘封多年的午睡基因再一次被唤醒，欣然加入午睡大军。
此外，前台的两位女生是归属于市场部的，她们的职责是负责一楼展厅的接待和日常维护，以及有人在一楼的会议室开会时，给他们面前的茶杯里倒热水。
据我的观察，民营企业的成败80%以上取决于一把手的决策方向正确与否。没有大大小小的会议反复验证决策流程的科学性，“想到了就去做”才是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存活下来并能不断壮大的原因。
风电火了，就去搞风电的配套；储能热了，就马上加大投入做储能。有人说这是“赌”，有人说在市场和政策前线多年浸润下的直觉，无论哪种出发点，他们都造成了由于“扎堆”而不得不“内卷”的结果。
而外企强调的将“直觉”转化为“逻辑合理性”的过程（但很多时候为了说服高居庙堂的管理层、董事会和股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往往是其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错失良机的根源，可换个角度，因为“有所不为”，它们也就有精力在某一个微小领域做到了极致。
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就像鸡和鸭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但观点上总有“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碰撞，外企里的“表面和气、私下疏远”的作风到了民企中“快口直肠、推杯换盏”的环境里，让我有种格格不入的距离感。
我开始怀念外企一年里十多天的假期，下班之后大多数时间不用跟同事打交道而专注在自己的兴趣领域的状态。怀念体面的写字楼，和同事出差时的单人间，更重要的是，在外企品牌的加持下，供应商、媒体、客户都会高看你一眼时的尊重。
尽管我逐渐明白我所得到的尊重来自于公司的名字，与我个人能力无关，但我并不想打破这个幻觉而走上一条艰难许多的道路。
于是我决定离开民企，再次回到外企的天地。而为了让这个幻觉更真实、我自己在这场幻觉的游戏中更具“光芒”，也为了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离开眼下的民企，我选择了先脱产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2019年底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申请国外学校的不确定性升高，我便瞄准了国内最好的一所提供脱产MBA的商学院，过程虽经历波折但如愿以偿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18个月的校园生活一晃而过，毕业的那个月我拿到了目前公司的录用通知，在上海封城的那两个月里入职，重新回到了外企的怀抱。
外企的活法
外企制造业凭着技术“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内卷的风潮也毫无遗漏地卷到了外企的各个角落。
在外企里我看到三种典型的活法：中流砥柱派、Work Life Balance派、骑驴找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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