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香港电影最差的时候，我跟整个娱乐圈的人非常熟，当时觉得拍电影跟做生意一样，把东西拍了拿去卖，后来发现这个生意跟所有的生意都不一样，特别难，但是要做就要做好。有人问“什么叫做好”，我说什么时候不想干了，就是把它做好的时候。从2000年至2009年赔了很多钱，我们拍了30部，真正赚的可能不超过10部，但是电影就是赌博。你看中了一部，可能把前面30部赔的钱都可以赚回来。2006年我在北京就开了公司，当时大部分香港公司在这边是没有分公司的，而香港电影人真正到大陆发展可能是2010年之后才比较多。
以前香港这么小的地方被号称中国好莱坞，我们还没入行的时候，一年就能制作4、500百部电影，造就了很多的香港电影明星，这个优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慢慢他们也会被中国内地的一些明星取代。因为现在很多明星年龄都偏大了，这几年也没有特别让大家眼前一亮的香港演员，这与外貌无关，是香港电影开始萎缩，因为投资的问题，大家不敢用新人。相反现在中国内地有足够的量，培养很多新人。但是短期之内，还是以香港、台湾的演员占据整个的华人电影市场为主导。
香港导演很专业。我们知道每个香港导演擅长拍什么，也可以拍好，他们的专业程度和速度比国内稍要高，尤其是前几年。近几年，国内的工作人员的速度也在加快了，包括整个工作效率。不过总体上，香港的工作效率会比国内高。国内的剧组动一动可能两三百人，在香港几乎很少，只有成龙的电影才会有两三百人的剧组，因为香港的工作人员可能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甚至最忙的时候连导演也要搬箱子，这是一个团队的问题。比如说要抢一个太阳光，大家就会一起去做，你看导演一开始在骂，骂到最后没办法自己也去做。这就是一个团体合作的问题。在国内的话其实很少，导演都是高高在上。这样的话，在一个剧组里，整个合作反而没有香港的凝聚力没有那么强。
其实这样也不对，在整个电影工业里需要明确的分工。像美国的电影导演拍大片，他只拍内景棚，出了外景，是由外景导演来拍，或者是低他一级的导演。大导演都不去外面拍，像风景，主导演都不去，都是主导演身边的执行人员去拍。这个要等整个工业化走完那一步，我觉得也是需要的。
在拍摄中港合拍的《大闹天宫》时，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年轻、有冲劲、画面感淋漓，还能为一部电影踏踏实实工作3年的导演。所以当时我们跟发哥还有制片人一起商定，在几个导演中选中郑保瑞。其实现在导演面临的诱惑很大，有的片酬已经给到800万，但郑保瑞是坚持做好一个片子再谈其它的，对于一个导演来讲这很难得，《大闹天宫》第二集还会是他做导演。
星皓旗下有十间公司，平时都在外面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确定《大闹天宫》的上映档期，他们在三、四个月前停掉了全部的工作，来一起做《大闹天宫》，从项目策划，到制作的前期、后期、宣传、营销、植入的公司、发行、活动都是我们自己属下的公司。对于星皓，我们只做自己研发的项目，我们不愿意去做一些自己掌控不了的项目。所以跟很多公司不一样，有些公司可能在做项目的同时在做资本运作，它更多的收益是在资本运作上，而不是在片子的本身。但我们的收益主要是在片子上，所以我们的收益不多，现在基本上减到了一年两至三部，所以还是希望把电影做好为主。
整体来讲，现在两地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在合作，各种东西其实已经不停的在进步。但是香港拍的类型片，还是要合适些。如果我们去国内找一个最好的导演拍港产片，他也拍不出来，毕竟文化不一样。不是说看了多少香港电影，我就可以拍出香港电影，这跟他从小接触的文化和社会也有关系。就像你让香港的导演拍《红高粱》，他也拍不出来。道理是一样的。
王海峰星皓集团董事长，是2014年贺岁片《大闹天宫》的出品人。曾投资出品《落叶归根》、《团圆》、《男人四十》、《恋之风景》、《蝴蝶》、《苹果》、《堂吉诃德》等影片。
本期的《华语电影市场》论坛有幸邀请到了几位资深的监制、编剧、导演和学者来共同探讨香港电影人的风采，以及他们对于大陆电影产业的影响。此文已发表在《华语电影市场》杂志的香港电影节刊上，原创内容转载需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