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我觉得把这句话放到天明老师身上，我觉得也非常的恰当，他是中国的脊梁，更是中国电影的脊梁。
说这番话呢，有一个特殊的个人原因，二十年以前，1995年我在山东淄博，我是一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一个文学青年，一个写作者，突然在这一天，吴天明老师和罗雪莹老师坐火车，坐夜车，来到了淄博，为了和我这样的一个基层的文学青年发生一个重要的关联。当时吴天明老师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他要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叫《黑脸》，他约请我来做编剧。对于一个在淄博生长的文学青年来说受宠若惊，见到吴天明导演诚惶诚恐，但是他们是那么朴素，那么亲切。遗憾的是，当时因为我手里有一个创作合作，我说吴老师一百天以后可不可以？吴天明老师说哎呀一百天以后来不及了，合作没有达成，但是我非常满足的是，在淄博我跟吴天明老师度过了一天一夜的非常难忘的时光，我当时对吴天明老师那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如日中天的大人物，我们也知道他经历了一段人生的波折，刚刚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跟他谈了太多太多的话题。
当时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大家听说天明导演来到了淄博，自发进行各种各样的座谈，谈电影，谈人生，谈创作，谈情怀，特别是谈天明老师作为故乡的齐鲁大地的文化，我们印象非常深刻。《黑脸》的合同没有达成，但是吴天明老师是这样一个人，我就特别感恩的记住了。他为什么五代导演对他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他说虽然我们这个合同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必须要形成一次具有象征性的合作，说《黑脸》这个电视剧，你一定要帮我写一首歌词，以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我当时我以为导演姑妄言之，我也就姑妄听之，但是吴天明老师回到北京以后，到了剧组以后，就真把它当事，在催着我把这个歌词写出来，我一看这还是这么大的一件，吴天明导演这么认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就很认真的去写了这样一首歌词，在这种歌词当中，我就把这种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这样一种精神贯彻进去了，所以我非常难忘吴天明老师当时对我的教诲，他告诉我的教诲就是要有情怀，一定要做一个有情怀的人，一定要做一个有底线的人，有原则的人，无论是创作还是做事，这是1995年。
20年以后吴天明老师走了，我也来到了电影岗位上工作了，所以说无论是在天明老师家里的灵堂还是在八宝山的这个告别仪式上，我的心情真是用翻江倒海可以来形容，三十岁的一个毛头小伙，得到了天明老师的这样的一种厚爱，今天我也五十岁了，我突然想我走上电影工作岗位，突然在为电影服务，我觉得冥冥之中就是接受了吴天明导演的教诲和点拨，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他的一种非常伟大的引导，想到这些的时候，感觉到肩上的分量特别的沉重，怎么样作为天明导演爱护过的一个学生，怎么样在今天电影局这个联合岗位上可以多出好作品，多出丰富多彩的作品，为广大的电影艺术家能够心情愉快的进行创作，为电影市场怎么样更合理更强大，保证我们中国电影的文化主体地位，文学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在这个点上我想到了吴天明老师的一种伟大的精神需要我永远的汲取，就是第五代导演为什么这么感恩于天明导演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放在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当下一代导演要崛起的时候，可能对上一代导演都要构成挑战，都要构成颠覆。
吴天明导演是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秉持的电影套路传统是现实主义的套路传统，但是当五代导演崛起的时候，他带来了新的美学规格，带来了新的审美走向，也带来了新的电影话语，这种挑战，这种新的话语的冲击，不光是冲击了历史，冲击了一代人，也冲击了吴天明导演本身。但是就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吴天明导演敢于，或者是热心于去扶持这样的一些新生力量，相信他们在历史的选择和历史的淘汰当中，终能够找到文化的健康之路，这样的文化胸怀，文化气魄，这样的道德人格精神，我觉得弥足珍贵。
那么我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在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学习天明导演这种兼容并取的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精神？对我做好这项工作，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说我铭记天明导演所传承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无法言说，但是在我内心深出又无比清晰的伟大精神。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很抱歉，我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吴天明导演给了我么大的关怀，当我走上电影局工作岗位的时候，特别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时候，我却没有很好的报答和反馈，没有给天明导演的创作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甚至缺少了一些非常细致的，非常具体的一些沟通。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连续几天来我对自己所不能原谅的一些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天明导演，天明导演就离开了我们。
我想我下一步做的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就是我们尽全力，把天明导演的绝唱《百鸟朝凤》，在全国做最大可能的普及和发行放映。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他的亲朋好友，你们一起联名向全国的观众来推荐这部影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