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周全 |
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都被无数次的问过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爱电影？被问的次数多了，也就敷衍了；时间久了，没人问了，大概也就忘了当初的答案。
时光倒流至2005年，我同4个小伙伴离开家人和故乡，去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继续高二的课程。是一门没有其他华人留学生选择的媒体课为我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程：我第一次看到了希区柯克的电影，第一次看到了《惊魂记》。它让我大开眼界，我被催眠式地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中。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场戏：珍妮特·李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边打包边探望床上的一信封钱。没有过激的动作，没有强烈的音乐，仅靠着剪辑的节奏、镜头的选择和她的眼神创造出紧张的氛围，简单却丰满。
澳洲像一扇窗，为我打开了一片看见自由世界的视野。我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开始学习电影制作和媒体传播，虽然课程没有非常深入，但为我在实际操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都打了扎实的基础。
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中，在那个还没有微电影产业的年代，在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指点帮助下，我在上海和北京两城独立摄制了一部剧情短片《下落》，作为澳洲学习的毕业作品。与专业的演员和电影人合作、使用中国第一台 Red One 摄影机拍摄、在杜比实验室认证的混音室制作5.1声道的母版，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国内体验完整的电影制作流程和自由的艺术创作，许多经验现在来看，依然宝贵。
与专业人士工作，常常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和他们一样厉害。这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跟自己斗争一个问题：要不要再去美国攻读研究生？去看看好莱坞到底是怎么回事？2010年末，我有幸得到了国际大制片人张家振先生的一些指点。他对我说，去 NYU 的好处是可以生活在纽约：在那个全世界最精彩的都市，你可以吸收到所有登峰造极的艺术养分；去 AFI 的好处是：它深处好莱坞心脏，是美国电影传承地，洛杉矶是全世界电影的中心，在那里你可以学到关于电影的一切。
2011年4月，我去 AFI 面试，发现张先生说的一点也没错：AFI 距离杜比剧院只有10分钟车程。还有个小插曲，当时的面试人是导演系主任 Peter Markham，英国人，《英国病人》和《纽约黑帮》的副导演和第二组导演，他逗趣地说：“我们一个英国口音一个澳洲口音，却在最美国的电影学院里大谈好莱坞和奥斯卡。”
AFI 学制两年半，只开设艺术创作硕士（MFA）课程，分设导演、编剧、制片、摄影、美术、剪辑六项专业。每年招收学生不超过140名，导演、编剧、制片、摄影各招收28名学生，美术、剪辑各招收14名学生。除了各专业自己独立的课程以外， AFI 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合作拍摄4 部短片（一年级3部练习和二年级1部毕业作品）。习作与毕业作品规定略有不同。毕业作品的过程模拟好莱坞大制片厂式的运作体系，AFI 相当于大制片厂，我们各专业学生组成的小团队相当于项目的负责人，学校指派一名剧本开发导师和一名制作导师对影片整个制作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在过程中定期向毕业作品总督导委员会汇报进度。导师们都是在好莱坞身经百战的职业电影人：大片场体系和独立电影体系的都有。现在看来，那一年至一年半的毕业作品经验就是一本未来职业生涯的教科书。
我在 AFI 的毕业作品选择了华人移民题材，《沉默的拥抱》讲述的是一个华裔现代舞者在面对争取自己职业生涯和照顾年迈且患病的母亲时所做出艰难选择的故事。我一早就决定了毕业之后要回国发展，所以希望毕业作品能在表现我自身文化基因和美学表达的基础上，还怀有当地人文情怀。于是选材的范围就较窄，虽然海外华人的故事已经没能像90年代那样受到全世界的高度瞩目，但我也不想为了迎合影展去拍一个自己都不了解的议题。我带它去参加了以亚裔为主题和主体观众的电影节，像蒙特利尔、夏威夷、纽约亚美、多伦多亚洲、旧金山亚洲电影节，以及国内的金鸡百花和西宁 FIRST 等。虽然观众群体大部分局限在华人圈子，但至少完成了我自己的心愿。
我们幸运地得到富士胶片北美公司帮助，在他们的电影胶片部门关闭前获得了最后一批全新的35毫米生胶片用作毕业作品拍摄。在数字全面替代胶片的历史节点上，能够用最传统的工艺拍摄学生生涯最后一部作品，是这辈子都值得珍惜和回味的事。我保存着我们拍摄用掉的所有胶片，每一帧画面都是对电影求学路的珍贵记忆。
从 AFI 毕业以后，我希望能接触学习好莱坞以外更广泛的电影形态，于是我申报了侯孝贤导演创办的隶属于台北金马国际影展的 2014金马电影学院和2015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天才训练营。他们确实为我打开了一条了解亚洲和欧洲电影产业的通道。
在金马电影学院，侯孝贤导演来指导我们，他的御用剪辑师廖庆松老师帮助我们拍摄的短片定剪，连奕琦导演一整个月里都陪伴我们制作短片、了解台北，在声音大师杜笃之的工作室完成后期制作，钱翔导演和美术指导邱伟明来解答我们的疑问，参加金马奖颁奖典礼，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跟华语电影大师们接触，学到的已不止是如何拍电影，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在柏林天才训练营，全球的青年电影人聚集在一起，密集地聆听世界电影精英的研讨和讲演，是极度愉悦地精神享受。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是《黑天鹅》导演达伦·阿罗诺夫斯基，他来给我们上课的主题是探讨电影和空间的关系。他是 AFI 导演系1992届校友，这让我对柏林和天才训练营多了一份个人情感。
从美国回来以前，我和两位友人在洛杉矶成立了工作室——彼此影业 EachOther Films，来开发我们自己的长片项目，一位是 AFI 同届的制片同学刘宛玲，一位是 USC 电影学院的导演陈奕甫。我的第一部长片计划《那年夏天》，讲述在1998年夏天的中国南方小城，一座旧时院落式民居里，一个10岁的小男孩与邻居65岁的老爷爷成为忘年交，却意外发现他爸爸和老爷爷儿媳妇的不伦恋，一段少年成长的故事。
我们有幸邀请到张家振先生担任监制，张先生自从好莱坞回到中国来制作《赤壁》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了许多新人导演。作为吴宇森导演“暴力美学”风格电影的幕后推手、香港电影黄金年代重要的参与者、好莱坞顶级大片的操盘人，接受他的指导，就像是在攻读一所永不毕业的电影学院，每一次与他交谈都有收获。他不仅给我们在剧本写作和项目运作上提供很多宝贵意见，更亲自带我们去香港参加亚洲电影投资会 HAF，跟投资人介绍我们的项目，介绍我们这些年轻的电影人，带领我们入行。因为他的扶持，许多制片公司、版权销售公司和电影节也对我们的项目有了更多的兴趣和信心。HAF 不仅是一个电影融资平台，它更提供了一个让电影人检验自己对项目热情的机会。在全亚洲这么多杰出的前辈和优秀的项目中，我们的项目《那年夏天》在2015年度的 HAF 得到最高大奖：除了幸运之外，我们打从心底里感谢香港国际电影节和 HAF 对于华语电影新人的提携。
电影是我领悟人生的管道，它在我生命的不同时刻，带我进入不同的世界。它是我与他人交流互动的路径，是我探索与理解文化差异的机会，是我表达和呈现情绪感受的方式，是我精神世界物质化的过程。追梦路上幸运地得到许多大师前辈和同行朋友的帮助，我唯有不忘初心，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下去，才对得起他们多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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