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Allan Spielberg ，美国导演、编剧、制作人。代表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大白鲨》等。
来源：影视工业网 RICHARD SCHICKEL/作者 林诗钊/翻译
他的拍片之路
我的目标就是在为了某一天，我要得到我电影的所有的控制权。
我在亚利桑那念高中的时候，一次我去拜访我的堂兄们，那天正午我躲在浴室里，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我自由了，我当时就跑到环球公司里去了。我遇到了一个胶片管理员，他觉得我挺有种的，所以就让我在那里自由玩了3天。所以我就那里拍片了。后来我就在那里呆了两个半月，一个星期呆5天，直到要开学了，我才回菲尼克斯去。那时候我从没想过我会做些什么和电影有关的大事，当时我只是被电影里的东西迷住了。后来我懂得了，我可以通过另一种媒介来认知生活，并让生活变得更好。我当时拍的是那种8mm 的小破电影，我也意识到拍这样的电影让我感觉很好。也许我可以把更多人带进这种神奇的东西之中，让他们在里面好好享受。Sid Sheinberg 给我了份七年的合同，让我去拍电视剧，这可以说是在毕业之后拍电影之前的过渡项目，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从未职业地拍过什么东西。那时我正在拍我的第一个的电视节目叫《夜间画廊》（Night Gallery），剧组人员有超过75个吧，平均年龄50岁左右。所以他们挺为难我的，一直慢吞吞地做事——这样他们不会被炒但是我可能会被炒，这好像一次洗礼一样。我意识到，有一天我一定要获得最后的剪辑权。因为电视导演是没有剪辑的权力，他一拍完走开了，剪辑就接管了电影。然后制片也进来，这样一来，你拍过的片就会被再剪一次，有时会剪得过头，有时他们也不明白你拍的画面的意思。于是我意识到，我的目标就是在为了某一天，我要得到我电影的所有的控制权。
他的导演之路
我要是有个好剧本的话，那我一定能拍出超棒的电影。
当我拍第一部电影《决斗》（Duel）时。我游说了很久很久，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时我刚导完《神探科伦坡》（Colombo）的第一集，反响很不错。我把这集的大概剪辑给了 George Eckstein 看，他是《决斗》的制片人，他很喜欢，于是就帮我去跟别人说了，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我已经拍过七八集电视剧，不同剧加起来的。所以当时我想的是：“拜托了，拍电影应该会好受些吧。”因为我有11天的时间，来拍一个74分钟的电视电影。我们到了沙漠里去，我没有画分镜表，但是有人帮我画好了故事的脉络，我在上面画了好多倒V，意思这里那里是放摄影机ABCDE，因为有场要拍汽车追逐戏。在高速公路上，有五个摄影机五个镜头，我们就能拍到很多的镜头。然后把车掉头，换一个镜头，再重新拍一遍，这样一来，就有了两个方向的素材了。
我得到很多夸奖，夸我说我把《决斗》拍得很有悬念，很希区柯克，但是其实 Richard Matheson 的剧本就已经很希区柯克很引人入胜了。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这么觉得：“嘿，我要是有个好剧本的话，那我一定能拍出超棒的电影。”对，应该是这个时候我也开始觉得，好导演要有好剧本的支持。
第一部剧情片《横冲直撞大逃亡》，我是根据报纸上的某篇文章写出的这个故事。怀尔德的《倒扣的王牌》一直是我的最爱之一，这片子真的影响我很多，比如里面悲剧形势下那种狂欢的氛围和对资本化和剥削的表现。
关于《大白鲨》
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我获得了最终剪辑权
《大白鲨》的成功得归功于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是我有了最终剪辑权。我有了创作的自由，而且是一直的。但是拍《大白鲨》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经历，原因之一是，剧本一直没有完成的，我们只能边拍边写。每个人都叫我不要在水里拍，真的是每一个人。Sid Sheinberg 甚至说，“为什么不建个水箱呢？我们会给你钱的。”但是我说，不用了，我想到海里去拍，去认真试一试，我不想让这部片变得像《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58）那样的电影，背景一看就是画的，我不想要这样的。
关于《侏罗纪公园》
第一部把成败赌在数字特效好坏的电影。
我想应该是在我看迈克·克莱顿的小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拍的。我当时还想到了《决斗》。我一直以来都想拍一部与恐龙有关的电影，我是雷·哈里豪森的粉丝。
CGI第一次用到商业电影里，是在我制片 Barry Levinson 导演的《少年福尔摩斯》里。ILM（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制造出了彩色窗上的骑士突然变成真的，然后跳出窗子的效果。这甚至是第一个数码特效第一次在商业上的运用吧。当然，第二个用的比较好就是卡梅隆的《深渊》（The Abyss）了，里面用了很多极致的数字特效。但是，用数字恐龙来做电影主角，这个事情还没人做过。所以，可以这么说，《侏罗纪公园》是第一部把成败赌在数字特效好坏的电影。
我1977年到夏威夷见到卢卡斯的时候，差不多是星球大战正好上映的时候。当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得知票房很好，全国上午10:30的票都卖光了。于是他变得很开心。也是在这样的喜悦之中，我们马上开始想想未来该做些什么，他问我接下来准备干嘛。我说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有点想再试试说服 Cubby Broccoli 让我导部007的电影，顺便说一下，Cubby Broccoli 已经拒绝过我两次了。这时候卢卡斯说，我有个更好的东西，比007还好，叫做《夺宝奇兵》。
关于《1941》
学到了我生涯中最重要的教训，于是我变得谦虚多了。
我之前从没有拍过喜剧片，不过在这之后我也再没拍过喜剧片了。但是我想试一试，这次票房并不好。但是我得说，我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一定会成功的。我觉得里面的每个笑点大家都会笑，而且还会报以掌声，工作人员和演员都会拿奥斯卡奖的。这片的拍摄周期是最长的，我甚至还拖延了点时间，比拍《大白鲨》时拖得还久。但是很快我就醒悟了，每当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做错了，只是我当时太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对，有的插入镜头我甚至拍了20多个take，其实应该让第二摄制组来拍的。但是我就是不能撒手不管。我不能把工作分给别人做，这是我在拍《1941》的时候学到了我生涯中最重要的教训。于是在拍《夺宝奇兵》的时候，我变得谦虚多了，每个镜头我都有画分镜表，我比计划快了14天完成。
后来有了《太阳帝国》和《世界之战》这两个片子。我是大卫·里恩的朋友，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这里有本我挺想拍成电影的书，是 J. G. Ballard 的《太阳帝国》，我知道版权好像在华纳兄弟那边，你可以帮我搞来吗？”我打电话给了华纳的老板：J. G. Ballard 。他说有个导演已经要走这个故事了，而且 Tom Stoppard 已经在写剧本了。然后大概六七个月后，Semel 打电话给我说事情有变。于是我打给里恩，当时他却不想拍这片了，他说：“你应该去拍，我觉得你可以做好的。”
关于《辛特勒名单》
当时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不管是自己的拍电影的水平，还是对于表现大屠杀的情绪上的准备。
《辛特勒名单》是 Sid Sheinberg 找到的这故事。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故事拍出来。”于是他就把这个故事买下来了，但是在那时候，实话说我觉得还驾驭不了犹太人大屠杀这种题材，而且我那时候还有很多片可以拍，有些已经做了准备了。我之前拍了《夺宝奇兵2》，再拍《辛德勒》，跨越太大了。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不管是自己的拍电影的水平，还是对于表现大屠杀的情绪上的准备，于是我就一直想把这个片推给别人拍，但是他们都又推回给我。
这部电影人们谈论的最多的画面是辛德勒往下看看到穿红衣的小女孩的那个镜头。这并不是虚构的，是确有其事的。某天早晨，辛德勒和他的女朋友在克拉科夫犹太区亲眼看到的，他当时正在骑马，他听到一片嘈杂，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在犹太区穿行，我们在和辛德勒同样的视角拍了这场戏，所以观众看到的是和56年前的辛德勒看到的是一样的。那次大屠杀知道的人并不多，只在一些圈子里秘密地流传着。但是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肯定知道，什么东西都难以放慢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清扫的脚步，协约国什么也没做，除了一直在打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那个镜头变成彩色的，就像小女孩身上的外套那么明显。
关于《拯救大兵瑞恩》
配乐 John Williams 对于我的电影是贡献最多的。
当时我想导二战的题材。我读了很多书，很多剧本，还有很多短片小说。然后 Robert Rodat 的剧本通过中介送来给我，其实这是几十年来唯一一次我想拍中介送来的剧本。
我一开始对于开场要怎么拍并没有什么想法，我拍电影都是连续着拍的，当然拍开场的戏也是连续着拍的，开场拍的是登陆奥马哈海滩。拍这场戏的时候，过程是很意识流的，我没有用故事板，也没有在电脑上画分镜，所有事情都是在脑袋里完成，所有我读过的关于在诺曼底登陆幸存下来的故事，近距离亲身经历的那种，此时都发挥了作用。我当时没有预料到26分钟的开场就要我们拍4周才能完成，每次剧组人员过来问我：“下周我们应该就能拍完了吧？”我总是说：“我不知道。”正是因为拍摄是即兴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电影里有给你那种第一人称的冲击感，扑到你脸上的冲击感的话，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像一场真正的战斗。
我一直以来都想拍一部战争片，然后我有了拍现实主义战争片的机会，而不是虚假的战争片。实际上，我还克制了想要把它好莱坞化的冲动。批评的人们是因为电影里有个布鲁克林来的犹太人，于是他们就会说：“噢，你用的是 Lewis Milestone 在《白画进攻》（A Walk in the Sun，1945）里用过的梗。你拿种族和文化的组合来显示美国人是从世界各地来的。”这一点都不困扰我，因为他们看过的二战的电影根本没我多，这些批评也不会对于《拯救大兵瑞恩》造成什么影响。
John Williams 对于我的电影是贡献最多的。我所有的电影他只有一部没有帮我作曲，他的贡献是难以量化的，因为音乐在你大脑做出反应之前就已经触动了你的内心。在《E.T.》的结尾，ILM 和我做出了自行车飞上天的效果，但其实真正能让人感觉飘在空中的是 John Williams，因为他的小提琴配乐实在让人飘飘欲仙，观众随着弦乐越过了月亮，伴着他们着陆的也是 John Williams 的音乐。我觉得《E.T》的最后15分钟更像是歌剧，这要归功于 John Williams。不止这些，我之前的电影，也都要感谢他。
关于《紫色》
这是我的第一部非爆米花电影。
纵观我所有的电影，《紫色》是我的成熟之作，这是我的第一部非爆米花电影。观众需要自行利用他们的经验和认知来理解这些角色，故事是从角色的台词中表现的，而不是那种鲨鱼袭击避暑胜地或者车追车的大场面。我心里清楚，尽管故事发生在美丽的乡下，就像约翰·福特电影的那种样子，我想要表现出角色间的恐惧，想要在田园牧歌的画面里讲述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我起初的想法是想把它拍成黑白。那天我在给 Whoopi Goldberg 视镜。我是和 Gordon Willis 一起给她视镜的，Gordon Willis 是个好摄影师。我当时就想用黑白拍，因为其实我对自己并不怎么自信，我怕自己把这个故事毁了，怕自己把它讲述得过分花哨，但是如果我用黑白拍的话，那就不会显得花哨了，可能吧，我第一次退缩居然是为了不想把电影拍得太好看。后来摄影师换成了 Allen Davieu，他和我还是决定把电影拍的好看点，不管是脸部还是内外景都要好看，我觉得观众也许会记住电影的美丽，以此盖过原著那种暴力的诗意。
关于《幸福终点站》，在拍这部电影的时，我想到了两个导演。我觉得这部片是对科波拉的致敬，也是对雅克·塔蒂的致敬。他在《于洛先生的假期》和《我的舅舅》的表演，表现了他的智慧，他善于用他周围的东西来使观众发笑。
我从未觉得《慕尼黑》和我其他的电影有什么不同。我更想把它看成一个应该被知道的故事，而那时候我觉得是时候拍它了，它满足了我的需求，去探讨严肃事务的需求。我支持以色列，我想通过这种真诚的非暴力的方式来支持那个区域的和平。我知道《慕尼黑》是我政治性最强的电影。我们在拍的时候，我和 Tony Kushner 有时候会坐在一起讨论人们会如何理解这部电影。他甚至说：“这部电影会引起很多噪声，这肯定不会是好事的。”我就说：“如果会有什么好事呢？”他说：“这可能要等到10年之后才会有吧，现在一上映的话，肯定不是这样的。”我当时想到的是 Fred Zinneman 的《豺狼的日子》（Day of the Jackal,1973），和 Costa-Gavras 的《独家新闻》（Z，1969）和 Pontecorvo 的《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我在处理惊悚部分的时候，这些电影一直在我脑子里面。
关于《人工智能》
《A.I.》的上层建筑部分都是库布里克的，我只是尽可能地人道地来接近他的视角。
人们所推测和事实相反，人们都觉得库布里克会在 David 和 Teddy 沉入海底那里结束电影。而我呢， 因为把2000年后的故事放到电影而饱受批评，他们觉得我就是这样毁掉了库布里克的电影。其实在我的版本，都是按着库布里克95页的大纲来的。 《A.I.》的上层建筑部分都是库布里克的，我只是尽可能地人道地来接近他的视角。
我们在电话上讨论过几个小时。在80年代的时候，库布里克说过：“应该你来拍这部片，而不是我，这更应该是你更会表达的情感，我不擅长。”他讲过几十次。库布里克唯一一次积极地让我参与的电影就是《A.I.》了，第一次他说：“我想让你读读我写的大纲。”在这之前，我们认识也算挺久的了，他也没给我寄过什么大纲，《全金属外壳》也没有，其他的电影也没有。
关于其他几部电影
电影的成功与否，应该靠我们在观众心中植入的故事的深浅来判定。
《少数派报告》是在9·11之后上映的，我一直以来都想拍一部乔治·奥威尔式的电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1984》。后来《少数派报告》的剧本出来了，是 John Cohen 和 Scott Frank 先后写的剧本。我们写了很久。我们计划拍成鲍嘉、白考儿式的黑色侦探片。除去政治性的因素，它模仿了《逃亡》（To Have or Have Not，1944）和《马其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1941）。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杂糅的电影，它表达了我对黑色电影的热爱，还有对那种老式“神秘谋杀案”片的热爱。实际上摄影师 Janusz Kaminsk 功劳很大。我们是用 Super 35拍的，这意味着在发行的拷贝里要放大一点，这样效果会更真实，电影的画面的优点都要感谢 Janusz Kaminsk。
我一直想拍《世界之战》，结果艾默里奇的《独立日》出现了，有点把我的计划打乱了，我得重新找个讲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的角度，那就是不要火星人。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对他孩子不怎么好的爸爸，为了拯救保护他们的孩子，在这几天里成为了最伟大的爸爸，我觉得电影超额完成了这个效果。
我并没有有意地计划什么。我并不会因为为了让观众放松放松就得去拍一部爆米花电影。只要我觉得时候到了，什么样的电影我都会去拍。如果拍《林肯》的时机成熟了，我就会去拍《林肯》。对于《夺宝奇兵4》也是一样，时候到了我就会去拍。我是说，如果拍某部电影的时候到了，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也知道什么时候还不能拍。但是如果让我跟别人合作制片的话，或者是去指导导演的话，我还是会去的，比如《艺妓回忆录》。这些都是根据直觉的，我75%的直觉是正确的，我还是会听从我的直觉。
电影里有这样的情况，两个人并不理解对方，然后突然他们意识对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了，也知道了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开始观众也是不了解的，但是后来他们就会说：“我觉得自己也是故事的一部分，谢谢你，你把我带入你的故事里了。”这样的情节可以把观众带进那个过程中。电影是视觉的语言，当然说出来的台词也是艺术，我的工作就是把观众带进故事中，我的工作是缩短观众和某某独特经历之间的美学上的距离，这样他们就会两小时都沉醉在电影里，只有在灯亮起走出影院之后他们才会清醒过来。我觉得电影的成功与否，应该靠我们在观众心中植入的故事的深浅来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