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大众百花奖开出，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药丸、呵呵以及哈哈哈。凌晨的时候，有一部华语电影，获得了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金贝壳奖和“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早前结束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电影也未空手而回，摘得多伦多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
恭喜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而在早前的多伦多电影节上，我们与《我不是潘金莲》的制片人胡晓峰就影片的拍摄、中国电影的现状与走出去等话题聊了一聊。
胡晓峰，中国当今电影界制片人行当的“大腕”。担纲制片人的电影多是经典之作：《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夜宴》、《赤壁》（上、下）、《非诚勿扰》系列、《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私人订制》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他与张艺谋、吴宇森和冯小刚等知名导演都有过深度而默契的合作。
《我不是潘金莲》的特色与创新
《华语电影市场》：刘震云先生的原著《我不是潘金莲》很有特色，人物众多，语言轻松幽默，但是主题非常深厚，在将他的文学作品转换成电影形式的过程中，电影如何做到最大程度地与原著的风格保持协调？
胡晓峰：我特别早就看了刘震云老师的这个小说，也特别喜欢，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我们推到现在才来拍这部作品。当时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刘震云的文字风格非常有特点。比如影片一开始，主人公李雪莲要找基层法官要公道，她要拉近很多关系，她就在反复地强调我是你们家什么亲戚，这里有一大段台词。看了小说原著都会觉得，主人公李雪莲的语言特点就是翻来覆去地讲述这么一件事。那我觉得，电影主要是依靠画面艺术，它就和写小说和读者看书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和刘震云老师进行充分的沟通，因为电影画面它不允许老是讲台词绕一个问题，而是需要快速推进，因此处理手法上要和原著产生一些差异。但是我们又不能失去刘震云原著小说的这个味道，所以也保留了一些能够使得戏剧情节快速发展的东西。刘震云老师写得是很严谨的小说，是不允许电影去改掉太多的内容，所以基本上还是以小说原来的内容为主。
《华语电影市场》：冯小刚导演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商业片导演，《我不是潘金莲》是他比较偏艺术类型的影片，您作为制片人，如何协调这种艺术工作者的个性创作与票房之间的平衡？
胡晓峰：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分出商业片和艺术片的类别，其实我认为好的商业片照样有艺术性，好的艺术片也照样有商业性，不需要我们特别地把它们对比起来。当然《我不是潘金莲》确实不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商业片，但是我们在看小说，包括看剧本的时候，大家都认同这个故事讲得还是具备商业性的。
我做片子的时候，几乎从来不考虑它是不是商业片或者一定要是个艺术片我才做。冯小刚导演的作品，以前几部也都比较商业，但是并不是没有艺术性。《我不是潘金莲》确实偏艺术一些，但是它本身的故事情节，这种荒诞风格也好，或者戏剧因素也好，本身就是具备商业性质的。
通常我看剧本或者确定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更多地还是看故事本身、看人物，而不是特别地把它规范为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我可以说这个片子商业元素强一点，或者有的剧本艺术性更强一些。我和冯小刚导演一块合作了那么多部电影，比如《1942》这部影片，它就不能说是一个商业片，但是它并不是带着纯粹的苦难来写苦难，而是带着幽默来写苦难，那我觉得它也有其商业性的特点。《我不是潘金莲》是更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多伦多首映的时候观众也是笑声很多，有的是开怀大笑，有的是会心的笑，其实笑只是一种现象。笑是人类表达方式中的一种。《我不是潘金莲》这个故事特有的幽默和荒诞，就带有一种商业化特性，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很完整很严谨的故事。作品本身就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具备一种平衡性。所以，我做这部片子的时候也觉得很开心，也确实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一部电影。
《华语电影市场》：这部影片的正片放映将采用圆形画幅，这个创新之举已经获得了影迷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与风险，您对观众的反应是什么样的预期？
胡晓峰：确实有些挑战，实事求是地说，全片都出现了圆形和方形的画幅。一开始读这个剧本的时候没有这么想过，现在社会主流大家都是在想尽可能地让信息更加丰富，大就是丰富，小就是集中。我们在选景的过程中和摄影、导演一块讨论这个东西，开始是导演比较大胆地提出来这个想法。
我们最初的选景定在小说原著中的北方模式，我们去承德选过几回，感觉到北方农村的风格和构成，跟影片想要的东西有些距离。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选景去了一天承德，当天就返回来，晚上坐飞机就去了南方，到了南方以后产生了强烈对比，确实觉得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南方从地形、地貌、气候、植被各方面来看都很秀美。导演提出来说，整个故事是特别中国的一个故事，如果能设计成画面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圆形构图里边，会更加符合影片的气质，包括摄影、故事和中国的风格。我也跟导演反复讨论过，圆形构图其实只是个形式，最主要还是要和内容能够结合得好，南方的风景加上圆形的构图，影片的画面就非常像中国画。方形也有，方形代表一种规矩的感觉，其实暗示的就是方圆之间。
最后大家在理论上是这么思考和讨论的，那我们也是比较慎重的，做了试片，因为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要看画面呈现。我特别跟摄影指导说，要去试片。实际上，试片我们花了一百多万。我说不但要试符合圆的画面，还要试一部分我们觉得不太符合圆形构图的画面，因为一部电影里它不可能全是山清水秀的选景，它还是一部故事片，要根据故事情节来选择场景。我们做了差不多将近八分钟的一个视频，拿到北京来看。当时我看完以后，仍然感觉它还是对观众具有一点挑战的意味。但是我后来逐渐拍片子、剪片子，最后合成，看得次数特别多了，特别是我们也请了一些相关人员观看，大家都能感觉到，包括我自己，这种构图已经没有障碍了。我也问过一些看过影片的观众感觉如何，可能在前几分钟首先看到圆形的时候，观众会以为就这么几个镜头，但是后来就这么一直看下去，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发展，大家也就忘了这个圆形，观众会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去看人物关系和故事，直到影片最后才把画面的圆框打开。我认为这个圆和方的画幅对于观众欣赏这部电影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障碍，还是很好的。
中国电影走出去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华语电影市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话题是当下国内行业热议的话题，我们也通过各类电影市场看到中国电影在海外备受关注的热度，以前中国电影走上电影节的通常都是很有艺术特色的影片，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是否认为中国的商业片已经做好进军国际市场的准备？
胡晓峰：中国电影走出去，目前我觉得还差得很远。大家有这个信心也好，有这个愿望也好，都没问题，都值得努力。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在探索中的。中国电影怎么才能在世界上真正地站住脚，我们以前的电影一直在努力，现在的电影仍然在努力。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准我们自己的位置，要从技术上说，现在确实没法和人家比，我们只能拼内容，讲我们中国的故事。张艺谋他们这一批导演，能够让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知名度，靠的还是艺术片，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中国有这么深厚的背景，有这么好的资源，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故事讲好这是关键。我个人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一直比较注重内容方面的东西。在形式方面，我们现在有资金了，有了好的内容我们就可以请国外的技术团队来提供最好的技术，给我们打工。所以，我始终觉得技术不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东西。要想走向世界，就必须得有自己的东西。
《华语电影市场》：冯小刚导演的《1942》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案例，相比国内的市场，国外市场反响更好。你怎么看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差异呢？你对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胡晓峰：其实我们做电影的，有时候要从经济上考虑，因为电影它毕竟是一个商品，说白了，还是要考虑钱的问题。我自己在实践中，更注重于影片是不是一个好电影。虽然制片人要考虑钱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做的电影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所以我总是把片子本身作为更重要的因素来考虑。我这代电影人，从张艺谋开始起步做过来，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电影，可能观众的标准正在发生变化，或者并不是那种所谓的票房冠军，但是它们一定是好电影，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心目中的一部好电影，首先应当是好故事，好人物，然后要有情感，有情怀。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要有“梦想”。而不是说的找几个“小鲜肉”，故事内容连想都不想，随便拍了一个快餐的东西给观众看。我觉得冯导演这几年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注重于发自内心感受的东西，可能也跟他的年龄有关系。越到这会儿，我们就越说得来了，越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有情怀、有内容的作品，也就是能留下来的东西。
《华语电影市场》：目前很多海外的电影公司和产业资金都对中国的电影市场很感兴趣，您认为未来中国电影与海外合作的趋势是怎么样的？您认为与海外合作能够获取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胡晓峰：这么多年拍片的经历来看，我更觉得中国电影要以我们自己的为主，我指的并不是那种“自大”的以我为主，而是说我们要拿出自己的故事。跟外方的合作更多的应该是用他们的技术，用他们一些比较超前的观念，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
最近很多公映的国外大片，其实那种大投资的商业片故事结构很简单，影片的主流世界观也非常清晰。所以我特别希望，如果我们有了好的故事，尽管技术达不到，尽管我们要借鉴西方那些世界观的角度，但是故事是我们的，怎么把故事讲得让全世界的观众能看明白，能理解，有时需要海外合作方的一些帮助，在技术上需要他们的支持。
我们以前拍的很多电影，比如《1942》《集结号》等等，都和美国以及很多亚洲国家进行过合作，要一步一步慢慢来。但是我始终认为我们不能去拍一个西方的片子，不是我们不能拍，而是我们真得拍不好。我还是倾向于内容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去借鉴海外的视角和思路，跟海外进行一些技术方面的合作。但是归根结底还得是我们自己的电影。
中国电影要回归到冷静与客观的市场
《华语电影市场》：您一向与中国电影行业的顶尖导演合作，而且有制作大投资、大场面的作品的丰富经验，中国电影市场近年来大投资的大片的数量在减少，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哪些？
胡晓峰：中国电影现在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了，因为电影的商品属性，投资大了以后，就有回收的问题，这是肯定的。我跟很多同行公司交流的时候，发现现在大家都对影片收益吃不准。我虽然做了很多片子，但是我从来不评论票房或者预测票房，主要还是用心把片子拍好，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至于票房有的时候受太多因素影响了，谁都不能拍着胸脯说，我这片子一定挣钱，谁也没这把握。电影一旦发行了，走向市场以后，它靠的是观众的口碑，电影票要一张一张去卖，可能刮风下雨都会影响票房。近几年中国电影真正的大投资也很多，但挣到钱的就不多了。一些不太专业的投资方，会拼着命地去投钱，他们也要考虑自身的情况，因为刚进来这个行业通常没有那么多资源，大部分就要靠资金来获得资源，但这种模式往往都会很吃亏。
我一直认为，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有自身规律的，电影行业还是有规矩的，包括演员、制作的费用，不能胡来。有些专业的公司反而投资起来比较谨慎，因为现在观众的心理谁也摸不准，那么拍一些小投资的项目，有时也需要探一探，这种类型片行不行。相应地，比较大的投资就会减少一些。如果真的没有拿到那么好的题材，没有那么好的准头，肯定是要谨慎，所以现在小片子更多。
现在大家在国内看到的美国片子都是大片子，但实际上海外市场更多的是小片子，只是因为有指标限制，它们进不来，国内观众看不到。其实美国那种独立制片人的影片也很好，如果我们有机会了就更愿意多看看这种电影。很多国外片子由于题材过硬，真正投资也都不贵，一两千万美金就拍了，也还有真是几百万美金就能拍了，片子也很好。
我觉得现在国内大投资的片子数量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中国的电影市场一定要慢慢地回归到一个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市场。其实就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它肯定会有一段高歌猛进的阶段，但是回归理性了以后就会成为自然、讲求经济的市场。现在我们的电影市场不再是计划经济，说你一年必须拍多少，而是完全随着经济效益走。如果电影老是赔钱肯定投资就少了，现在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市场还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打个比方，如果未来中国的电影制作真到了一年1000部的规模，那我觉得那时可能市场、影院都已趋向饱和，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即便发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出现每年大幅的提高，动辄从200部到300部，300部到400部，不会是这样的发展速度。其实电影也是一个产业，还是有它自身的市场规律。
《华语电影市场》：无论是观众还是业内，通常都会把好莱坞大制作看作是电影大工业生产的标杆，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中国电影的工业化生产是否应当向着好莱坞看齐？我们目前大制作影片的水准与海外相比还有哪些差距？
胡晓峰：我觉得其实每个国家的电影市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没必要非得把它做成工业化的模式，而且现在我们即便想做也做不到，工业化是什么？就是各行各业的细致分工和专业化。美国的电影工业，连一个最简单的道具都是有标准、有规格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想去追求就可以实现的，必须要整个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的。比如，我们那会儿拍《赤壁》的时候，想弄条船，吴宇森导演也是觉得这个很简单嘛，在国外应该有这种公司，我就说吴导演国内真的没有这种公司，我们去找天津的造船厂，人家说了，就光一图纸上百万，那我拍电影，怎么可能有这个钱呢，请人家给我做一道具，厂家说我们做不了假的。目前就没有公司去给你做这种大型的道具，要不然人家就做真船，要不然人家就做模型船的，真是国内还没有干这个行当的。
与国外相比，我觉得我们差的首先还是观念，人家电影工业发展了这么多年了，而我们的电影基础还很薄弱，我们确实有很好的内容，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干扰着我们的发展。目前来看，整个产业水平肯定还达不到工业化的程度。
现在我已经感觉到，国内陆续已经开始在完善这些行业链条，比如现场特效、特技这些环节，就有从美国学过来的构思和方式，一些人利用学过来的东西在中国成立自己的公司，建设自己的技术团队，再请好莱坞的人到国内来指导，进一步提高。所以现在我们在做一些特技特效的过程中，我也主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自己国内的公司，既然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用，也支持一下，毕竟还要一步一步来。
《华语电影市场》：您对大制作影片的拍摄难度深有体会，一部投资庞大的影片不仅要经历艰辛的创作过程，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您认为怎么样才能掌控全局？
胡晓峰：其实作为制片人，首先要对整个电影项目有一个大体的判断，看完剧本，看完景，那么导演希望怎么拍，心里就要大致有个数了。无论是说我学习的还是经验积累的，我现在能够大体判断出来一部片子应该需要多少钱，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组合更合理，预算是多少，我觉得这都是在逐渐的筹备过程中形成一个工作流程和思路。
拍摄一部电影，一个亿也可以拍，八千万也可以拍，五千万也能拍，投资方也可以限定说，我就给你一个亿的资金，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预算方式，还是要根据剧本来决定预算，如果用不了一个亿，我也没必要花一个亿。还是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体量，一旦把预算确定以后，还要确保在预算中完成拍摄和制作。另外，我还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既不能由着导演的性子一个劲儿地拍，也不能限制住导演，让他没法创作，我觉得就是一个度的控制，是制片人最重要的职责。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挺幸运的，跟这几位大导演的合作程中，比如张艺谋、吴宇森、冯小刚，我始终都认为，他们实际上都是很好的制片人，所以我们都合作得很好。我轻易也不会跟导演说，哎呀，没钱了，你不能拍。这些有经验的导演从一开始看景，在各方面的预算就都心中有数了，我也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会导演加快进度，因为电影的预算最主要是要抓住周期。这几个导演在拍摄和合作过程中，我都没有在预算上跟他们产生特别的分歧。
我最近也做了几个年轻导演的制片，因为我觉得电影这个产业不管多优秀的电影人，一定都是从年轻人起步的，不管是导演还是制片人都是如此。年轻导演如果有好的故事，我也很愿意帮助他们。但是确实也要有选择，比如我跟徐浩峰合作过《师父》，徐浩峰尽管并不年轻，但也是挺新的导演。他所导演的动作片永远是一个受欢迎的类型片，甚至是我们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块敲门砖，因为它是用肢体讲故事，国外观众更容易接受。我认为徐浩峰是自成体系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的作品影像画面强烈，徐浩峰本身又是世家，也有武术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能够往前走。现在很多年轻导演，第一部作品很好，第二部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是我觉得徐浩峰的创作相对稳定。《师父》这部影片虽然说票房就是不赔不赚，比较稳定的三千万，但是口碑特别好，也是在国内外获了很多奖的。
再次恭喜《我不是潘金莲》，尤其是在一个啼笑皆非的夜晚之后。做好电影，演好角色，用作品说话，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