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所知道的历史是著名“湖广填四川”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入川，大量外省籍百姓移民四川。但在元、明时期，也曾有不少四川人被迫流徙外地，明末成都人口向外迁栖就在其中非常典型。
发生在明朝中期以后的成都人口向外流徙，并不像“湖广填四川”那样是朝庭政府，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而是迫不得已的自我逃亡之举。据《成都通史》整理记载：明朝中叶以后，由于朝庭政策失当，造成了西南地区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先是1597年发生了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叛军所到之处“屠城若肆，杀人如麻。山堑尸填，河流血赤。累累白骨，浮蔽瞿塘”。
20年后的1621年，又爆发了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的大规模叛乱。在这次叛乱中，成都被围困102天，整个巴蜀大地惨遭荼毒。
从1634年开始，明末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部，又不断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百姓无不惨遭兵火的摧残。
明代晚期，四川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仅其中的“大兵之苦”，就弄得百姓“哭啼号寒”，“十室九空”。“兵马经过，人民逃窜，庐舍尽毁，村落无烟……有田地荒芜而耕种无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躏无存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幸存下来的四川百姓，不得不再次像元朝末年那样，选择外逃以躲避兵灾，从此揭开了明末四川人口向外迁移的序幕。这一时期四川人口外逃避难，其最后的归宿不外乎两种结局：一部分客居、客死异乡；一部分颠沛流离，最终回归旧里。前一部分人多数不知踪迹，难以寻觅，后世更无统计；后一部分回归故乡的人，得以通过后裔用谱牒、碑文等，将其外逃时的颠沛流离经过保存下来。
家族保存下来的史料表明，在张献忠占据成都的过程中，成都许多家族首先选择的是举家外逃，而外逃的大致方向有两个：一是省内，大多选择远离成都平原的绵竹、洪雅、嘉定、天全、建昌等偏远山区；二是省外，主要是与四川毗邻的云南、贵州等地。
然而，原来的土著成都人或四川人外逃后，最后返回故里的人口相当有限，加之死亡人口数量甚众，以至到了清初，川西平原的世居土著人口已是寥寥无几。这才又有了后来，从清初至清乾隆年间的大规模“湖广填四川”。换句话说，土著成都人经历了元末和明末的兵火祸害，至清朝初期就基本上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