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味中国》：秦汉以后文人书写成为一种高尚的行为，是因为书写者的社会地位将书法艺术提高到殿堂高度吗?
朱映奇：自古以来，书法艺术被人们赋予了诸多心灵的、个性的、学养的以及人格的多重符号，可以说它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书写者的人生体验，因此它才具备了难以言说的艺术魅力，使人托以终生而不悔。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毛笔是唯一的书写工具，以书写为职业的人大有人在，如寺庙的写经人、官府书吏、读书人更是勤于墨耕，他们中不乏技艺精熟者，但人们仍推崇卓越的书法家，如隋唐的欧虞颜柳，宋代的苏黄米蔡，明代的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陈（继儒）等，堪称时代骄子。这说明书法的精艺不仅仅是技艺的娴熟，而是文化内涵的深厚，是思想情感的丰富博大，是艺术家突出的个性风范。
《川味中国》：据我了解，你出生在大跃进年代，在书法领域这一路走来的坚持实在令人钦佩。
朱映奇：呵呵！那个时候，“二仙牌香料药蚊烟”的制作和叫卖声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三年灾荒和十年动乱将一个人长知识的黄金时期耗费，“封”、“资”、“修”领域的一切更是不敢问津。随后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度过了人生宝贵的青春年华。而立之年晃晃悠悠，不惑之年浑浑噩噩，日升中天却光照微弱，对此我是百感交集。回眸以往，最后能有幸进入书法艺术这高雅的殿堂，全赖恩师和先贤们的教诲以及诸君们的不弃，我将倍加珍惜，并为之付出我全部的心血。
《川味中国》：人生难得良师益友，他们一定在你的艺术事业上给予了你莫大的帮助。
朱映奇：是的。在我探求艺术的道路上，邵仲节先生引发了我的情趣；刘东父先生夯实了我的基础；游丕承先生让我感受到金石般的气度；李琼久先生让我体味着艺术的生机与激情；李少文先生为我发开了法外之门；唐昌虎先生的书法“心相”说，让我为发自心底的艺术而激动；梁伯言、赵蕴玉、岑学恭、谢季筠、邓代昆、沈胜双等诸先生所授之技艺丰富了我的眼界。获莫大焉，受益终身，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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