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外资企业曾是中国先进、专业与高品质的象征，长期作为本土企业追赶的标杆。然而近年来，这一叙事正在瓦解。大众南京工厂关闭、星巴克与汉堡王引入本土资本、佳能中山工厂停产，标志着外资“躺赢”时代的终结。
从家乐福、沃尔玛到微软、索尼、宝马、奔驰，众多外资品牌陆续退出或收缩在华业务。尽管它们常以“战略调整”为由，并通过高额赔偿体面离场，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市场地位的实质性下滑。
傲慢的“老法师”，正被我们抛弃
十五年前，外资企业在华风光无限。佳能中山工厂配备运动场馆、电影院和电梯宿舍，鼎盛时期员工超万人；大众南京工厂拥有3000多个岗位、年产能达36万辆，车间遍布进口KUKA机器人，占据南京江宁黄金地段。
彼时，外资不仅是制造业标杆，也主导消费文化。帕萨特是身份象征，星巴克是白领信仰，沃尔玛是零售样板，BBA代表上流社会。三菱高管曾放言：“只要控制发动机技术，中国人永远只能给我们打工。”
然而，当中国车企转向新能源，将“冰箱、彩电、大沙发”融入智能座舱时，外资仍执着于“机械素质”“德系品质”的旧标签。咖啡市场亦然——瑞幸与库迪重塑认知，证明咖啡本质是提神饮品，而非生活方式符号。
数据显示，日系车在华市场份额从2008年的30.79%骤降至2025年上半年的9.6%；德系车跌至19%，为1995年以来最低；东芝、松下等家电品牌份额已不足5%。外企的溃败，根源在于用昨日逻辑应对今日需求，忽视本土化创新，最终被更具响应力的对手降维打击。
撤退，并不等于失败
外资的退出并非全面溃败，而是全球化布局下的理性止损。佳能虽在中国打印机市场仅占3.9%，但全球市占率达22%，稳居第二；大众2025年上半年营收仍高达1584亿欧元；丰田在中国份额下滑，却在北美与东南亚持续领先，2024财年利润超过中国所有车企总和。
更关键的是，即便三星、索尼手机在中国失势，其核心部件仍是国产旗舰机的标配——每台华为、小米手机都搭载索尼传感器或三星OLED屏，外企仍掌握产业链上游话语权。
中外商业逻辑存在根本差异：国内市场竞争趋于“无限游戏”，企业依赖价格战、亏损换规模；而外企坚持盈利底线，重视研发投入与质量管控，不愿牺牲品牌价值换取短期份额。这种冲突导致外资选择主动退出，而非被彻底击垮。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外资退出确实是中国企业的阶段性胜利，但也敲响警钟。过去四十年，这些“老师”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倒逼吉利掌握模块化造车、京东方突破柔性屏技术。如今对手离去，国内市场却陷入同质化内卷：比拼充电速度、屏幕尺寸，却少有企业愿花十年打磨混动系统或ESP算法。
过度沉迷“像素级”竞争，可能削弱底层创新能力。更为严峻的是，国内形成的低价策略、高强度工作模式，在海外难以复制。比亚迪在国内以7.98万元起售价横扫市场，但在欧洲遭遇反补贴调查，德国经销商更看重单车利润而非销量，工会对用工模式与碳足迹提出质疑。
这揭示了一个现实：中国商业生态正与全球主流规则脱节。未来出海的最大挑战，不是产品竞争力，而是能否证明“不靠内卷也能生存”。
索尼前CEO出井伸之曾坦言：“日本企业最终败给了中国。”但我们不应因此自满。大众、佳能、星巴克曾是启蒙者，也是值得尊敬的对手。超越它们只是起点，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在全球舞台上定义新的商业标准。
赶走老师容易，成为宗师极难。中国企业通往世界中央的道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