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位民国女神 如何用十首诗串起她的人生

我出生的年代是民国建立后，各地军阀混战的时期，1937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父亲一路随着国民政府退到重庆，而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沦陷区北平。后父亲多年失信，母亲患疾病逝，我从小就遭遇到国和家的各种苦难。

当年我在北京的老家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方砖铺地，我母亲在我们西屋的房前开辟了一片小小的花池，夏天萤火虫、蝴蝶都在花丛中翩跹起舞。一个秋天寒冷的傍晚，一只小小的白蝴蝶落在院子中间地上后再也飞不起来了，我就蹲下来看了它半天，当时真的觉得生命是如此之短促，如此之脆弱。

我出生在六月，中国传统说法里六月的花是荷花，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做荷，我从小就对荷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荷花从佛法上说，是一种救度的莲舟，而我们家里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我说“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想我也是苍生中的一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度脱？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多年没有音信，只知道父亲所在的地方国民党军队一个城一个城地陷落，而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就想到人世间有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灾祸、这么多的苦难，我们都是在人生的苦海之中迷失了自己，我们不知道这苦难的一生有什么价值，我们来到世界到底该做些什么，反省些什么，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那是1944年，是胜利的前一年，也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呼啸的北风吹得好像大地都要摇动了。我们在北平，傍晚至深夜，就能听到日本人在街道上喝醉酒唱着歌，开着卡车呼啸而过，所以我说“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当时已经是抗战的后期了，有时有一些好消息传过来，但是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承受着苦难，所以我说“晴明半日寒仍劲”。我希望我们年轻人记住：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苦难，如果我们不奋发图强，苦难还会再来。

▲1943年，叶嘉莹(二排右一)与同学在顾随(前排)家中留影

尽管外面是这样的战乱，但是我在沦陷区中关在自己的房间，还有一盏煤油灯，还有一炉火，我就还有光明还有温暖，我也就还有希望，所以说“灯火深宵夜有情”。后四句是说你身为人活在世界上，就该为人类做一些事情，你要做事就会有责任，就会有人批评指责，你要有这种担荷和牺牲的精神，你的心必须要有一定的持守。

1948年11月我随父亲和丈夫来到了台湾，1949年生下了大女儿。但是1949年圣诞白色恐怖风波就降临了，丈夫被带走，我和女儿也三番两次被带进警局后释放，之后我就寄宿在丈夫的姐姐家里，睡在他们家的走廊上。这是我的漂泊。

▲ 1948年3月结婚照

我的诗说“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那时我们在战乱之中，真是身不由己，人飘落到哪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别战乱断了乡根，那个时候我们不敢和大陆通信，完全没有一点故乡的消息。“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是说我没有托身之所，灾祸无缘无故就降临了。“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当时台湾白色恐怖非常可怕，你要是被怀疑有问题，你的亲戚朋友都不敢跟你来往。“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我在别人家里寄宿不可以痛哭流涕，只有自己把泪咽下去。

1950年被关释放之后，我就不敢申请公立中学教书了，到了台南的私立光华女中接替了一个亲戚的职位，教了三年书。台南有一种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树叫凤凰木，非常高大，很茂密的叶子，夏天在树顶上开出火红的花，非常漂亮。李商隐写过一首五言绝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李商隐一生都漂泊在外地的幕府之中，妻子儿女都隔绝了，他说在我漂泊孤独的天涯又是一天过去了，假如黄莺鸟要是有眼泪，会把眼泪洒在最高的花朵上，那是何等的悲哀。所以我说“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开最高枝”，这是多么美丽多么高的花，却又是多么大的悲哀。

▲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经历了抗战的苦难，经历了漂泊流离的苦难，经过了牢狱之灾，所以说“惊心岁月逝如斯”。“中岁心情忧患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可是我经过了那么多忧患，我的心情已经是中岁的心情。“南台风物夏初时”，是说我眼前看到的是南台湾的景色，这不是我故乡的景色，北京没有这么高大的凤凰木。“昨宵明月动乡思”，是说我昨天晚上看到天上的一轮明月，想到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当年在故乡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先生在1953年被无罪释放出狱，也解除了我的白色恐怖嫌疑。教书生涯也从台南又回到了台北，经历了台大、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等等。我的生命都用在教书上了，我喜欢诗词，也想把我对诗词的喜爱传给下一代的人，所以我教了那么多学校。后来开始有了电视，我是第一个在台湾电视上讲古诗的人，也在教育电台广播讲过“大学国文”。西方的汉学家，那时候到台湾来看见我到处在讲课，就有人邀请我去美国讲课。因为台湾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有交换计划，我先是去了密歇根教书，第二年哈佛大学把我请去做了客座教授。两年的交换期满后，拒绝了哈佛的挽留，我还是决定回台湾。

▲70年代在哈佛燕京研究室

当时是九月，我到哈佛远东系要穿过一个广场，周围的树都开始落叶，而落叶归根，我又要归去哪里呢？所以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我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还是回到我故乡北京？我当然愿意回到我的老家北京，但是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回不去，所以我说“曰归妄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是说我回不去故乡，又把我的两个女儿留在美国。“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中“浮槎”是古人的一个传说，有一个浮槎每年来去，如期而至，而我却不知道是否能够再回美国跟先生、女儿见面，更不知何时能回到故乡北京。

1969年暑假我想回美国但没有成功，于是我准备从台湾先到加拿大，然后再到美国。但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却仍无法得到去美国的签证。后来经海陶伟教授介绍，我就到UBC大学去任教。这就在温哥华驻扎下来了。

▲1997年在温哥华为幼儿讲古诗

后来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了，我想国家间都建交了我应该能回去了，1974年我申请回国探亲。离开了我的故国故乡三十年，我在飞机上远远看见北京一片长街灯火，我想那是不是我小时候常常来往的西长安街，当时我的眼泪就留下来了。那次探亲我见到我两个弟弟、弟妹，侄子、侄女。

1976年3月24日，我的长女言言与女婿永廷发生车祸双双殒命，我日日哭之。之前我去美国开会，曾沿途先到多伦多大女儿家，开完会又去费城看望小女儿家。那时候，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安慰，我想我这一生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毕竟安定下来了。但谁知就在我动这一念的时候，上天给了我惩罚。我的大女儿跟我大女婿，开车出去旅游出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所以我就写了哭女诗十首。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主要是为了维持我的家，各种艰辛都受过了。可是经过那次大的悲痛后我忽然间觉悟了，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这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我要有一个更广大的理想，我决定回国教书，我要将古代诗人们的心魂、志意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所以我就开始申请回国教书。

当时我决定申请回国，就开始注意国内的新闻，我看到一个消息：南开大学李霁野先生复出担任外文系主任。我之前就认识李霁野先生，我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李先生是辅仁大学外文系的教师。他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朋友，台湾光复后，曾经被邀请到台大教书，我在经历白色恐怖之前，曾在台大见过他。我马上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正申请回国教书。李霁野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说，你回来正好，现在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都在努力做一点事情。后来我写了这首诗，表示我非常愿意回来，为祖国的教育尽上一份力量。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

1979年我接到了当时国家教委的一封信，批准我到北京大学教书。后经李先生安排，我就去到南开，开始与南开结缘了。南开师生对我都很热情，我讲课的时候，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以至于我都上不去讲台。看到我们祖国的年轻人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如此的热情，我真是非常感动。

在中国古诗中，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私人的那一点感情，而应该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知道我虽然老了，但对我的理想、感情还是有痴心。我相信只要有种子，不管是百年千年，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的诗词一定会开出花结出果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