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复航仍处谨慎评估阶段
近期，随着部分被扣押船员获释及地区紧张局势出现缓和迹象，全球航运业关于“红海复航”的讨论再度升温。
表面看，恢复苏伊士运河航线可缩短航程、降低成本并提升供应链效率；但深入分析安全、运营与经济等多维度因素后可见，全面复航条件远未成熟，行业整体仍处于谨慎评估与有限试探阶段。
安全形势依然脆弱，全面护航存在客观局限
当前红海及曼德海峡航行安全仍高度依赖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局势。尽管达成阶段性停火，但冲突核心矛盾未解。胡塞武装已明确将袭扰国际航运与加沙局势挂钩，地面冲突一旦升级，海上通道安全风险将立即回升。
胡塞武装已展示反舰导弹、无人机及海上无人艇等低成本、高隐蔽性的非对称打击能力，给防御方带来巨大挑战。美主导的“繁荣卫士”等多国护航联盟虽提供一定保障，但覆盖范围与响应效能有限，难以在广袤海域为所有商船提供贴身防护，航行风险依然实质存在。
除直接袭击外，情报混乱、航道中潜在水雷或未爆弹药、以及因规避动作引发的航行事故，同样是船东与运营商必须考量的现实问题。
供应链稳定性成优先考量，重塑航线网络代价高昂
经过一年多绕行好望角运营调整，全球供应链已逐步适应新常态。尽管航程延长10–14天，但船期表趋于稳定，货主可据此合理规划生产、库存与销售，“稳定的延迟”已被各环节消化。
若贸然大规模恢复红海航线，将触发全球航线网络剧烈重组——不仅涉及船舶调拨，更涵盖集装箱调配、港口挂靠顺序、内陆联运衔接等整套运营体系再适配。短期易引发船期混乱、空箱调度失衡及关键港口拥堵（如北欧港口集中到港压力），加剧供应链不确定性。在经历近年多重震荡后，“确定性”已成为货主与船公司高于“潜在效率提升”的首要决策标准。
经济性权衡复杂：显性成本与隐性风险并存
复航的经济账并不清晰：绕行好望角带来燃油消耗增加30%–40%、年周转量下降、碳排放成本上升（尤其受欧盟碳关税影响）；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推出的通行费优惠，正是为对冲这部分显性成本。
但隐性成本同样巨大，尤以战争风险保险费（War Risk Premium）为甚。该费率与安全风险等级直接挂钩，目前虽较峰值回落，仍数倍于危机前水平且波动剧烈。一艘上亿美元价值的大型集装箱船单次通过红海，额外保费可达数十万至百万美元，直接侵蚀航程缩短带来的成本优势。
保险市场对风险的判断常滞后或超前于实际局势，承保条件（如强制武装护卫、限定通行时段等）亦极为严苛，进一步加大船公司在成本核算与报价中的不确定性。
行业巨头态度审慎，行动步调不一但基调一致
主要班轮公司的表态与行动清晰体现行业集体审慎：
达飞轮船（CMA CGM）作为先行者，仅恢复INDAMEX等特定航线使用苏伊士运河，策略本质为可控的“压力测试”，重在收集一线数据与风险评估，而非全面转向。
马士基（Maersk）反复强调“安全是绝对前提”，虽与运河管理局保持战略合作，但拒绝承诺任何具体复航时间表，凸显商业机遇与风险管理间的极致平衡。
赫伯罗特（Hapag-Lloyd）采取“预案先行”，已制定详细技术方案，但明确启动须基于未来系统性安全评估结果，并将分阶段渐进实施。
地中海航运（MSC）、中远海运（COSCO）、长荣海运（Evergreen）等均未释放大规模复航信号，主力船舶继续绕行好望角。
这种步调不一但基调一致的审慎，源于共同教训：一次严重船舶遇袭事件所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供应链中断及声誉损害，其综合代价远超绕航累积成本。
复航将是渐进、分段且条件驱动的漫长过程
红海航运全面恢复并非“开关式”决策，而将是渐进、分段、高度依赖外部条件的漫长过程。可能路径包括：先在安全评估较高的时段（如白天），对特定航线或船型（如配备武装护卫船队）开展试点通航；再随安全机制完善与保险市场稳定，逐步扩大范围。
决定性因素包括：地区持久和平协议落地执行、可持续多边海上安全机制建成、战争险费率稳定至商业可接受常态水平。在此前，“安全第一”仍是不可逾越的铁律，绕行好望角作为“新常态”将持续较长时间。全球供应链韧性正经历深度压力测试，行业决策逻辑也正从追求短期效率最大化，转向确保长期运营的稳定与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