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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2日,是军方政变11周年纪念日——这场政变窃取了全体国民的主权。而今天,最高行政法院竟判决我必须为大米收购案赔偿超100亿泰铢,尽管我并非该案被告,且中级行政法院早已裁定我无需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最高行政法院今日的判决,让我不得不为莫须有的债务买单。作为行政负责人,我竟要为执行部门的大米销售行为承担债务责任,尽管我与这些操作毫无关联。就连最高法院政界人士刑事庭对我的判决也仅认定我在监管大米收购政策时存在渎职。
大米收购政策是为泰党的政策,当时内阁已按照宪法规定向国会宣读这一政策,这个政策通过促进2000万农户家庭消费来刺激国家草根经济,本意是帮助农民兄弟姐妹改善生计,让他们能昂首挺胸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的政府真心实意想帮助贫困农民,让他们能以更高价格出售作物,衣食无忧,还能有余力供子女完成学业。事实上,已有无数农户家庭从中受益。但如果这样的惠民政策反被指控造成损失,今后谁还敢为弱势群体制定帮扶政策?
我从未蓄意让这一政策给国家带来损失。政策执行涉及多部门协作,遵循行政层级管理制度,行政首长本就不该越级干预具体事务。如今却要我独自承担全部损失,若说这就是正义,恕我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
100亿泰铢的债务,穷尽一生也无法偿清。我倾尽心血顶着政治压力稳定米价,只为让农民过上更好生活,将稻田变为希望田野,换来的却是最痛心的结局。
大米典押通过委员会管理实施,判决要求我作为总理单独赔偿损失存在争议。更何况政变后就有消息披露,当时军政府将优质大米当作腐烂大米贱卖——仓库里剩余的1890万吨大米以低于应有价格出售,差价高达1000亿泰铢,但调查至今毫无进展,无人被追责。
2014年5月22日以来的十一年间,我不断遭遇政变夺权、罗织罪名、资产冻结,乃至被强加不相干的债务。这种折磨与痛苦,若非亲身经历,难以体会。但即便如此,我仍将依法抗争到底,为公正而战。
若民选总理都无法获得真正正义,那么作为主权者的普通民众,又将有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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