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该如何应对世界秩序的变化并保持领先？

21世纪，全球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挑战了西方国家的传统主导地位。这一转变对研究型大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研究型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前沿。然而，东方大学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中国，正在重塑这一格局。这种增长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它与国家经济增长战略、技术的领先、自力更生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紧密交织在一起。

东西方之间的竞争不仅关乎排名和声望，还关乎塑造未来的全球规范和价值观。研究型大学是这场竞赛的关键参与者，因为它们产生了支撑技术进步、经济政策和文化叙事的知识和思想。传统上，西方大学强调学术自由和开放探究，鼓励全球合作。但最近，一些美中学术合作已经终止，并主要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终止的，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与天津大学、密歇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终止情况。

高等教育中世界秩序不断变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教育的全球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人才跨境流动。同样，教师也迁移到了不同国家的机构，为研究和教学的国际化做出了贡献。

然而，这种流动性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冲击。例如，美中竞争对学生和教师的人才流动产生了寒蝉效应。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条件和环境有了显著改善，机会比比皆是。两方面因素共同改变了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学生和教师流动仍应是全球知识经济的基石。跨境思想和观点的交流丰富了学术话语，促进了创新。大学必须在开放和安全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确保它们仍然是国际合作的中心，同时解决国家政治问题。国际学生应当去向学术、职业机会和技术发展最好的地方。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人才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也会发生变化。DeepSeek和其他新兴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他们的存在可能会使人才和资金流入中国。中国的顶尖大学将受益于声誉的提升，有能力培养一代能够创新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竞争的年轻人才，这也将激励中国的更多大学和企业效仿。

在研究领域，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紧张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一方面，全球对技术霸权的争夺，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加剧了各国及其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粮食安全等当代挑战的复杂性和规模要求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

研究型大学正处于这一矛盾的核心位置。它们既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全球研究网络的节点。在西方，大学传统上强调开放科学和知识的自由交流。然而，随着战略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将研究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对敏感技术和数据的共享施加限制。“军民两用”技术和研究的概念已成为阻碍全球合作的一大因素。“军民两用”的定义相当宽泛，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科学技术都可归入此类。限制西方技术的获取并阻止在这些领域开展全球合作，可能效果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DeepSeek公司相关事件、图形处理器（GPU）的出口管制，以及华为自主研发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便是例证。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则采用了更具国家导向的研究模式，遵循国家技术发展和自给自足的优先事项。我猜测，中国大学仍然渴望与西方同行开展交流与合作，但鉴于地缘政治因素，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正变得愈发困难。

国际研究合作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世界有走向更加分裂的风险，研究领域可能会出现基于国家或意识形态界限的“信息孤岛”。这将是全球进步的一大挫折，因为它将限制思想的交流，并阻碍共同应对紧迫挑战的努力。

对于西方和东方的大学来说，一个困境是如何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开展全球合作，同时解决国家地缘政治问题。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中，研究型大学必须应对复杂而对比鲜明的环境。他们必须在国家竞争力的要求与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同时还要坚守推进知识和教育下一代领导者的核心使命。

在我看来，大学在这方面必须坚持几个基本原则：

这些都不容易，要驾驭它们需要智慧和毅力，以及领导力和勇气。但从长远来看，忽视这些因素会损害大学的利益。在像现在这样动荡的时代，大学在帮助弥合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确保世界不仅在经济和技术上保持联系，还能通过共同追求知识和理解来紧密相连，从而为我们所有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