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由第一财经和中智上海联合举办的中国中坚力量-职业菁英关怀计划激情梦想启动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盛大举行，来自社会各界导师与职场菁英共聚一堂，分享他们关于梦想、奋斗和成功的故事。
陈硕，一个从浙江农村走出来的80后，用他细腻的视角和情感在《舌尖上的中国》里为大家讲述《相逢》的故事。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陈硕如此总结他获得《舌尖》导演的机会。追寻梦想的道路上，陈硕经历过多少挫折、付出过多少努力，来听他一一道来。
陈硕的故事：
我是80后，职业导演，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电影梦。我的星座是天秤座，让我深受鼓舞的是，我最钟爱的几位大师也都是天秤座，他们分别是法国哲学家福柯、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但很可惜，我最最欣赏的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却是射手座，幸好我通过两个女儿弥补了这种不足，她们都是射手座。所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就不过如此了。
这三位天秤座大师在我出生的时候都还活着，现在已经过世了，但他们对我来说很有意义，而且会一直有意义下去，这是榜样的力量。找到他们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生命中的1/4时光，这是因为我出生在中国浙江沿海的一个半岛，在农村生活，别说安东尼奥尼，张艺谋、陈凯歌也是闻所未闻。幸好我的父母是中学老师，相比其他农村孩子，我的条件要好一些，可以看到四大名著、唐宋诗词集，但不爱古典文学的我基本没有被启蒙。
启蒙：一本小书激发一个电影梦
在小学到高二的那段时光，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和足球是我所有快乐的源泉。小学上到五年级，父母工作调动，我随着他们到了县城。县城的文化环境好一些，有图书馆，图书馆旁边有读者文化服务部，卖文具、书和流行音乐卡带。我是流行音乐的忠实拥戴，从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开始，我过上了每天省早饭钱的日子，因为父母不可能多给你买卡带的钱。高二的有一天，我去买卡带，没有新货，就去卖书的地方逛了逛，无意中看到一套书，里面介绍了很蛊惑人的尼采哲学。一下子被震到，半天回不过神来，就觉得吸引我，因为尼采的哲学很有气势，傲然万物，批判一切。这对于一个处在叛逆期的高中生来说，实在是很给力，这成了我的一种精神支柱。另外在尼采的哲学里，艺术是占有很高位置的，通过艺术可以赋予生命一种审美的意义。这种对待生活的审美和追寻诗意的特征把我唤醒，仿佛在我的身体里注入了一些基因，开始对精神性的东西有一些向往。
读大学时我选择了最初打动我的哲学，那时候有一种对知识特别强烈的渴求，后来我发现这跟成长环境有关，人都会珍惜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一旦可以获得，就会想方设法去争取。这种渴求一直伴随着我，从在四川读大学，到去北京学法语，再到去法国留学都是如此。我宁可吃穿上省一点，也得买书、看电影、看话剧、听音乐会，因为这些都是获取知识的途径。
这个过程里我慢慢萌生了一种想法：拍电影。这个梦想来得很小心翼翼，因为你对自己充满怀疑，怎么可能呢？你从小没有接受过艺术教育，家里也没有搞文艺的，你凭什么？
有这个念头是大三的时候，当时看了一些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和欧美的艺术电影，我突然发现电影里表达的东西离自己很近，不像以前看到的纯娱乐大片，很大很空洞，感觉不到自己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电影会让你感觉跟自己很有关系，创作者的情感和思考都放在里面，一下子觉得自己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决定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报了外国电影史专业，其实就是想当导演，但没这个勇气，不敢考。
我记得那年是田壮壮带研究生，那么大的导演呢，《蓝风筝》都是他拍的，真不敢想。按我的理解，考理论应该简单点，毕竟我是学哲学的，文科出身，但其实你一旦从学术理论往艺术创作的路子上转，里面还涉及到思维方式的转换。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一考试就体现出了差距，没有考上。但心还是不死，想着就豁出去考一次导演系吧，不管了，再考不上就打消这念头。很多考北电的都有这种心态，拼死一搏，不行就断了念想，老老实实回家工作、结婚生子，满足父母朋友的期望。我也报着这种念头考了第二次，结果又没考上。可那个顽固的电影梦仍在作祟，舍不得断这个念想，心想既然喜欢欧洲的电影，那我干脆去法国吧，后来就真有个机会，法国巴黎的一所电影学院来北京招生，我被录取了，在北京学了一年法语，然后去了法国。
积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法国的两年，我的视野被极大地拓宽。开始系统地看电影，和当年的法国新浪潮导演一样通过大量观摩电影来学习如何拍摄，同时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训练看待事物的目光。慢慢地，电影表达的自由度和可能性也看得清晰了，于是我选择回国。
我觉得小地方出来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韧劲，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并且脚踏实地。回来以后，阴错阳差开始做纪录片，但我不觉得这跟剧情片没有关系。我做好每一件当下能做的事，剪片子也好，当演员也好，当副导演也好，每一个岗位的锻炼都给了我很多收获。比如剪辑做得多了，你在拍摄现场就会很有分镜意识，知道多少的镜头量可以剪出一场完整的戏；当过演员了，你就会知道导演应该给予怎样的指导，同时保留多少发挥的空间；当过副导演，你就会明白一部片子的诞生是靠多少事无巨细的工作汇聚而成。后来有机会独立做纪录片、微电影、商业视频，也是这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直到有了创作《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一个机会。
做“舌尖”是比较水到渠成的，着让我很相信这句话：“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早在2005年，我的一个纪录片提案就入选过Discovery频道的亚洲新锐导演计划，我打算拍一个走穴的演艺人，这个人学川剧出身，走的是小生的路，却装着旦角的心思，很有点《霸王别姬》里“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意味。后来剧团不景气，他就自己出来跑江湖，为博人眼球，男扮女装唱流行歌曲，也应了人戏不分的愿望，不知道的观众会以为他是人妖。这样一个人，舞台上很劲爆，舞台下却很细腻温柔。
我当时人生经验不足，和他接触的时候有点被吓到，我问得多了，他会顾左右言他，发短信来说“亲爱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呢？”后来这个提案没有拿到投拍资金，当时我是很郁闷的，因为那个结构文案很不错，也有信心按照纸上的设想转化成画面，但没有得到机会。现在想想，我完全能够理解，评委们应该是觉得我实际经验不足，不敢贸贸然交给一个新手，毕竟别的提案也很优秀，何况人家有经验。
到了做舌尖的时候，人家不就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吗？因为有了一些积累，制片人看了我以前的片子，觉得不错，就选上了。机会有了，挑战也很大，这个片子非常难做，它不是传统的纪录片，传统的方式是跟踪纪实，与人物长时间的接触和跟拍，积累充分素材成就一部有深度的片子。现在呢，是一个媒体纪录片，我们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出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并通过更富美感的形式来呈现。我就在剧情片和纪录片的边界里纠缠，找平衡点，以便拍出形式和内容都能被观众接受的片子。
在一年多的努力下终于成就了这样一部作品《相逢》。
心声：朴实的情感最打动人
在这部作品里，我被唤起了情感，这种情感是什么呢，还是跟小地方有关。我举个例子，贾樟柯导演是从山西小县城出来的，他会在《三峡好人》中拍出这样的段落：农民工兄弟带老婆站在没建好的大楼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咬下半块给他的老婆，两个人嚼着糖望着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风景。我当时看到这个段落，就止不住地落泪，因为我会想起在城市打工的叔叔们。
所以我在《相逢》里，会拍宁波象山的老渔民一家的生活常态，会拍他为了带土特产给台湾的亲人去海岛采淡菜，会拍他和台湾亲人相逢后手拉手走在路上、坐在长凳上唠嗑，这种朴素的情感很打动我。
另外呢，我也被唤起了使命感，通过饮食切入历史，做一次粗浅的梳理，是我的小小野心。
中国是一个人口迁徙特别频繁的民族，在故乡和异乡之间游离是我们中国人普遍遇到的问题，所以美食就成了一种寄托。中国的饮食文化远不是色香味那么简单，它包含了中国人深厚甚至有点沉重的情感。当然，美食本身的挖掘也让我觉得真正做了点与美食有关的事。比如张家口的“烧南北”，这道菜其实很多年轻厨师都已经不懂了，以为两种食材放在一起炒一炒就是了。我在当地找到一位退休的老厨师，通过他一步步将制作过程还原出来，拍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后期阶段撰写解说词，查资料看到汪曾祺写的一篇文章，发觉自己拍的和他写的几乎一摸一样，很是兴奋。汪曾祺曾经在张家口插队，而插队落户的知青经历也正是在我这一集有反映的。有时候回想做《相逢》这一集，觉得真是一种缘分，从一种美食到一个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再到一段历史，从一段历史回归到人的情感，而正是人做出了美食，成就了一个个因美食而起的故事。我自己呢，从小地方来到大世界，在大世界生活、工作，却在情感上越来越坚定地回归到“小地方”。因为我相信简单和朴素才是回归本质的最有力途径。
舌尖之后，我在继续努力地生活、拍片，我在拍片中接触到医生、建筑师、外企白领等等，这些平凡的人给予我很大的信心，一种好好生活的信心。因为这些人在面对日常而平庸的生活时，能够简单而勇敢地活着。我就想，要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通过我的艺术表达传递出去，我相信人们会喜欢我拍的纪录片。
有一天，我也会拍剧情片，把我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领悟用更完整、更可控的艺术形式去表达出来，我同样有信心，它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因为它将是关于我们身边的“平凡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