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宣布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这是国内第一张专车平台的资质许可，滴滴快的也成为第一家获得网络约车租车平台资质的公司。业内认为，“上海模式”的诞生将成为专车史上的里程碑，它表明了政府和业界对交通领域移动互联网创新的肯定和认可。
通常而言，国内的网络约租车（下称“网约车”）可以分为两种商业模式，一种是“专车”，主要指车辆来自汽车租赁公司和挂靠租车公司的非运营车；另一种是“快车”或“顺风车”，车主或专职或兼职用非运营车载客，并收取适当费用，他们中一部分被称为“黑车”。无论是哪种模式，对于行人而言，都极大地填补了出租车服务的空白。
“网约车”风靡中国乃至世界之时，一方面讨得很多人欢心，极大地缓解了出行难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拥堵状况，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它们也引发了众怒，包括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以及监管者都为之头疼。不独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其他国家也遇到了类似状况。
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在于网约车在给乘客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出租车的运营方式，既挑战了原有的监管模式，也触动了多方利益。这种互联网创新对传统业态和监管的冲击，早先也有地方采取了“封堵”的办法，但引发社会的反弹更加强烈。
当行人乘车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际，会把不满聚焦到政府身上。换言之，政府部门可能为了平息一个传统行业的抱怨，反而激起了更大范围的抱怨。这说明，“一封了之”绝不是解决之道，既然市场有这么庞大的需求，“黑车”又屡禁不止，为什么不用创新的办法来平衡多方利益，选择第三条道路。
“上海模式”的做法，既对网约车平台做了资质许可，也对参与运营的车辆、上岗的司机都做了明确要求。它让乘客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司机的管理都变得有章可循。诚如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昨天所言，“上海在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尝试，希望在约租车服务上寻找出一条新路径。”
在我们看来，“上海模式”真正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给“专车”一条活路，甚至也不在于为行人增加用车便利，而在于政府也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变革，开始主动寻找解决之道，在政府、企业和乘客之间找到利益平衡点，而不是因循守旧、抹杀创新。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必须增强法治、公平、责任意识，搞好事中事后监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创新监管。我们所期待的，并不只是政府部门对待网约车时采取开放、开明的态度，更期许在更多创新领域有这样的姿态。
“网约车”犹如一块试金石，这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的问题，还有助于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谋求转型升级。如今，交通部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制定过程中，我们期待“上海模式”的试水有助于立法的完善，还能够帮助各层次、各领域开拓一片创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