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商人并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在商品的流通和交易中发挥作用。
交易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分工，没有专业化分工，就没有交易。
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绝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对交易的需求本来就低，专业化分工不强，商品交易不重要，所以商人的作用也就不显眼。
当然，中国古代有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生产，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实体经济，这些人的作用不是很大。
此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货币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是很低的。政府收税主要是实物税，或者徭役兵役。为什么不能像现在一样用货币代替？因为专业化分工不强。
这个和西欧封建社会是一样的，为什么采取这种分封制？就是为了在专业化分工极地，货币化程度不强的时候，统治者实行有效率的生产和掠夺。这个时候西欧也是反商业的。
不过，商人在西欧比在中国地位高一点，因为西欧国家都是分裂交错的，而且各地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需要不同地方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交易。
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划分，是出自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管仲。他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
“四民分业”表面上看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别，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所以管仲在对士农工商阶级划分之初，并没有优劣贵贱之分的。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是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的。
不过，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
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常常可见类似记载，《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在《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到了春秋时期以后，好商之风再起—这也被一些道学家看成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现了大量专业的自由商人，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近购远贩，获取利润。
对商人和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国学家钱穆曾总结道，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以往的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汉到清，中国传统政治都沿袭着节制资本的政策。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以后，会迅速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这种浪潮的控制，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权威专政来终结。
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以汉朝为例，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1）首先是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不但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2）除了诸侯兴起之外，商人势力也越来越大。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史记·平准书》中甚至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
（3）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都“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在众多的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来源：知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