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快激光的这些热点疑问，听听他们怎么点评

北京大学张志刚：

疫情对激光器行业的最大影响就是导致科研实验人员特别是研究生不能返岗，科研进度大幅滞后，不过也有科研工作者因此获得启发。我了解到，有人从飞秒激光越过障碍物成像得到启发，设想是否也可以利用这个技术探测肺泡病变。比如将光纤插入肺部，越过肺泡查看肺细胞。不管是否可行，这种大胆创想很让人兴奋。

上海大学牟成博：

我前阵子读到喀麦隆大学计算机系一名教授的书，让我很受启发。他描述了一个故事。当汽车自动驾驶时，车灯受恶劣天气影响无法有效看清路面情况，因此他和同事开发一种算法，使车灯光线无损耗通过雨天环境，从而看清路面，就像没有下雨一样。这对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前沿技术有着重要的价值。疫情期间正是阅读资料，获得启发的好时机。

中科院上海研究所赵全忠：

疫情对我们既有“危”也有“机”。从科研角度来说，教授、老师们可以在家里静下心来思考激光领域深层次的科学、技术问题，疫情过后，说不定就会取得理论及技术的突破。

从生产领域来说，实际上疫情影响很大。举例来说，超快激光应用较广的领域是消费电子，由于疫情影响，电子消费量大幅减少，使得该领域市场受到较大冲击。

但是，有人从疫情里也看到机遇。例如，过去国内生产的口罩无需打标，但欧美对其进口时需要其获得认证，因此部分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这种机会。同时，口罩的熔喷布喷头金属打孔，其直径为百微米量级，厚度为毫米量级，这需要飞秒激光和无锥度旋切技术。部分企业也把握了这一机会。

此外，医疗器械的加工如打孔、表面处理都要用到短波长或短脉冲激光。因此，具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总能在危中找到机会。

北京大学张志刚：

利用飞秒激光治疗近视眼手术是飞秒激光应用于医疗领域的成功案例。2011年国家项目“国家支撑计划”中有一项就是这种类型的。当时我们和某医学院合作，由医学院牵头，我们做了三版激光器，提高了激光器的稳定性，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动物实验未达到指标，非常遗憾。

医科项目需要安全认证。例如，国外技术要想拿到国内验证，需要两年时间，需要附上数十个病例验证。投资周期长导致很少有公司愿意投资。

另外，该项目提出时，国内只有二三十台飞秒激光器，但目前国内已有二三百台飞秒激光器。从第一代膜瓣制作的“半飞秒”技术发展到“全飞秒”技术，可以说发展速度飞快，目前全飞秒设备在国内已有数十台。而目前技术已出现了第三代飞秒激光治疗近视的技术——飞秒交联。但这一技术尚未成熟，没有产业化。这是介入这个研究的好时机。但是我们自己科研人员人手不够。和我们合作的眼科医院虽然可提供动物样品和测量设备，我们还没有动手开始。

中国科学院吴东：

硬脆材料比聚合物加工要难，因此要选择能量高的产品。例如，在聚合物上应用的激光器只需要纳焦级别，但在硬脆材料上应用的激光器需要微焦以上，最好是使用百微焦级别。因此，在硬脆材料上加工微纳结构，建议选择微焦级别飞秒激光器。如果预算充足，可以考虑毫焦级别飞秒激光器。

从长远考虑，实验室用激光器所需能量越大越好。当然，如选择毫焦激光器，可优先考虑钛宝石激光器，百微焦激光器如安扬激光的激光器等也可选择。

上海大学牟成博：

由于飞秒激光技术最早是由国外发明的，而国内飞秒激光从业者大多数拥有海外背景。这些从业者在国外学习技术后，回到国内继续开展相关研究，会习惯性的选择国外使用过、较为熟悉的机器。

同时，国内厂商生产的激光器操作系统并不完全一致，可能会存在换不同品牌设备出现不熟悉的状态。就比如我之前使用的安捷伦的示波器，回国之后也会首选安捷伦的仪器购买和使用。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示波器生产厂商的仪器有问题，总归是各有特色和优势。因此在科研领域，选择超快激光器主要还是考虑使用习惯。

目前国内厂商已拥有多种激光器产品线。不过，用户的品牌选择仍然是一个市场问题。由于国内品牌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用户对国内品牌认知度不够，同时存在对操作系统不熟悉等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产超快激光器的销售，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局面正在逐渐改善。大家还是愿意支持国产品牌的。

中科院上海研究所赵全忠：

国外的激光器宣传力度很广，而国内从业人员在选择激光器上存在心理惯性，会优先选择之前熟悉的激光器。

国内激光器公司实际做得不错，其稳定性从工业角度上相比科研角度更好。国内激光器科研领域面临的问题还是在客户认知度。因此，国内激光器厂商应与科学家多进行交流，提高认知度之后，其生产的激光器自然能更容易地应用到科研领域。

北京大学张志刚：

涉及飞秒激光加工应用的研究所和大学数量很多。院校如华南师大、深圳大学、华南理工、广东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研究所如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九院等，比如九院对飞秒激光应用非常感兴趣，在宁波等地都做了执行体系构建。人才对于各个科研机构而言都非常重要。

各大激光器公司也都有微加工的研究项目，所以想进行这方面研究，机会是很多的。

南开大学吴强：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我们不仅需要技术、市场、金融、政策，以及人们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举例来说，我在博士及博士后时期，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打通基础科研到应用的转化线，即基础物理—实验技术—新技术—产品—市场的“科研线”，并在美国进行了调研。在2007-2008年的博士后期间，近些年来也通过会议、访问以及去硅谷调研。在2008年的时候，我认为中国需要十年可能实现“产学研用”的转化。然而在十年后，与我的理想仍还有一定的距离。我觉得国内产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一项技术要做成产品，需要社会系统化工程。

不过，中国未来要成为创新型国家，“产学研用一体化”一定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上海大学牟成博：

我们过去一直在谈论打通产学研。截止目前，上海科创板通过技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让部分科研人员富裕了起来，也让距离市场最近的技术落地了。国家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也会注意到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专利、文章、市场等的优化过程。尤其是现在国内产业受到美国影响较大，我们会更希望国内做更多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工程研究。我们一直在提“工匠精神”，但这需要“工匠”去做，包括基础研究人员，科研管理专业化。

我们一直在关心这一点，2020年处于一个特殊的时间，祝愿我们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中科院上海研究所赵全忠：

国内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过去一直“缺少中间一环”。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所的一些技术成果，很难直接到企业进行生产、变成商品，这需要二次开发之后才能转化成产业可以接受的技术和初期产品。科研成果转化存在两个鸿沟，一是“死亡之谷”——基础研究成果到二次产业化开发成果；二是“达尔文之海”——产业化开发成果培育出创新企业之间。这两个鸿沟打通了，技术产业化之路也就走通了。

幸运的是，国家正在提供各种政策扶持，各个省目前积极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起到科研成果转化的桥梁纽带作用。比如，上海光机所在南京设立的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定位产业技术研发，把产业技术需求、高校院所成果转化为真正符合产业需求的产品，从而实现技术转移和转化。

但在实行过程中，我们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会发现有许多问题不符合国情，这也需要将来灵活的体制机制解决这一问题。总体而言，科技成果转化我们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国家也在出台各种政策，呼吁“真正打通科研转化通道”。

北京大学张志刚：

我觉得是缺少中间环节。教授办公司是不现实的，教授做不到同时兼顾研究和企业。教授如果要去创建公司，需要大量投资，需要招光机电各种人才，还要找场地，非常费时费力费钱。我去访问苏州医工所，听到了他们的一种合作模式。他们和大学教授签订合同，他们提供光机电人才和设备，将科研成果培育成能够真正应用的产品包括工艺，然后再转让给公司，按合同约定给教授应得的利益。这种模式我认为比较好，不牵扯教授过多精力，又不用企业花大量投资去做前期开发。希望这种模式能更多一些。

南开大学吴强：

我们想给年轻的朋友一个建议。我在MIT、哈佛、斯坦福等高校进行交流时发现，“科研线”各个流程都拥有专业人士，而研究生可以将这些流程串联起来，研究生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比如，研究生在研究室里完成论文之后，其实对技术背景也有了一定了解。根据这些技术，研究生可以走进市场，整合投资方、市场需求方等，就技术进行开发应用，从而实现技术产业化。教师的原创成果、市场需求、金融投资，这三个方面需要研究生串联起来。

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跟随国内国际趋势，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