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流传一种说法：北京有5万韩国人，深圳有10万印度人，广州有30万黑人，上海有20万日本人。然而近年来，公众普遍感受到中国大城市中的外籍人士明显减少，尤其在广州，非洲裔面孔已不常见[k]。

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中国持续强化的“三非”外国人治理政策及疫情期间的严格防控措施[k]。

所谓“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是针对外籍人员违法行为的核心管控手段[k]。尽管该政策执行难度较大，但配合疫情时期的封城与网格化管理，使大量非法滞留者难以藏身，许多选择自行离境[k]。

此外，疫情期间中国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疫策略，入境管控空前严格，非法入境几乎不可能。仅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边检就查获“三非”外国人1.34万人次，遣返8000人[k]。

加之国际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合法外籍人士往返受限，进一步导致各大城市外籍人口减少，广州的非洲裔群体亦受此影响显著缩水[k]。

广州曾因白马、红棉等大型小商品批发市场吸引大量非洲商人，形成以小北、淘金路为核心的黑人社区，商品种类齐全且价格低廉，成为其经商首选地[k]。

同时，部分非洲人通过担任英语外教获得收入，加之过去执法中存在因身份不明而暂缓遣返的情况，助长了非法滞留现象[k]。例如有报道称，个别非洲人故意损毁护照以规避遣返，长期滞留从事小额贸易[k]。

据《中国日报》援引官方数据，2018年广州市曾有超过35万非洲人居住，其中仅约3万人持有合法居留证件，非法滞留比例高达90%以上[k]。

随着人口聚集，治安问题逐渐凸显。部分非洲人涉及盗窃、斗殴、毒品犯罪等问题，个别案例中出现暴力抗法、性骚扰等行为，引发社会关注[k]。数据显示，当时约有535名尼日利亚籍人员因贩毒等罪名在中国服刑，毒品犯罪尤为突出[k]。

一些社会担忧指出，若非法居留问题长期未解，可能重演法国、美国等地因移民带来的社会结构与治安挑战[k]。有预测称，若不加管控，到2030年中国可能出现1300万“黑二代”混血儿童，带来新的社会治理难题[k]。

目前，中国政府已明确对“三非”人员采取坚决遣返政策，吸取法国等国经验教训，有效遏制非法滞留现象[k]。当前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士绝大多数为合法居留，包括留学生、商务人士及合法婚姻家庭成员，整体情况已趋于规范可控[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