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的蓝花楹再次盛开，我在新西兰的第六年也悄然接近尾声。考试季结束后的校园格外安静，图书馆四楼只剩我一人独坐。从初到时写下《一个中年妇女的自我修养》，到进入奥克兰大学法学院学习写下第二篇，如今这篇可视为该系列的第三章，也是我重启学业的新阶段。
日常依旧是育儿、家务与打理花园，看似平凡的生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唯有以旁观者视角审视自身，在加缪式的哲思中，才能于沉重现实中寻得灵魂的轻盈与意义。
法学之路：严苛的遴选机制
自2024年2月起，我在奥克兰大学重新开始本科学习。不同于国内体系，该校法学院本科第一年实为遴选阶段：新生需修读三门基础课程，成绩排名前20%者方可进入正式法律专业学习。若首年未达标，学生有一次重修机会；两次失败则失去攻读法学本科及从事新西兰法律职业的资格。
这一机制使第一年学业压力巨大。课程评分通常由两次平时作业（占50%）和期末考试构成。每次提交作业都反复修改，等待成绩的过程宛如命运宣判。考试时紧张至打字频频出错，深刻体会到“独木桥”式竞争的压力。
持续高压：第二年的挑战
尽管通过首轮筛选，2025年的学习并未轻松。第二年每门必修课贯穿四个学期，每学期均有作业与考试，第四学期末即迎来最终考核。一旦挂科，必须重修整年课程，意味着重复整整一年的作业与考试循环。
年初在刑法课上结识一位同龄女同学，得知她去年仅得36分，正在重修。而每门课仅允许一次重修机会，若再不及格，将无法获得学位。她的处境让我倍感心理压力，仿佛头顶五行山，艰难前行。
Takamore案：普通法与毛利习俗的冲突
在法律基础课上，老师讲述了著名案例Takamore v Clarke：Takamore先生为图霍埃族毛利人，生前长期居住基督城，与非毛利妻子Clarke育有两子。去世后，其遗嘱指定妻子为执行人，并希望安葬于基督城。然而，他在丰盛湾的家人强行将其遗体运回部落祖坟下葬。
法律效力层级之争
新西兰法院确立的法律效力顺序为：议会立法 > 普通法 > 被认可的习惯法。本案中，普通法赋予遗嘱执行人处置身后事的权利；而毛利习俗则认为死者应归葬故土，权利属于在世家属。
问题在于，该习俗是否构成可被承认的“习惯法”？根据判例标准，须满足五项条件：(1) 自古存在（追溯至1189年）；(2) 持续未中断；(3) 合理性；(4) 规则明确；(5) 未被成文法废止。
由于争抢遗体的结果依赖武力强弱，缺乏确定性与合理性，法院认定该习俗无法成为有效习惯法。因此，在法律冲突中，普通法优先适用。
文化观念的根本差异
对毛利人而言，个体身份源于血统与部落归属。“出生是图霍埃人，就永远是图霍埃人。”即便Takamore先生一生多数时间生活在城市、融入主流社会，其族人仍坚持他应回归祖地，完成精神上的回归与连接。
这种集体主义传统与普通法所强调的个人意志形成鲜明对立。法院虽判决Clarke女士拥有遗体处置权，但强制执行令却遭族人抵制——他们挖断道路、横树拦路、轮流守墓，致使判决八年未能落实。
判决之外：法律的局限性
此案凸显国家法律在面对本土文化实践时的无力。尽管普通法尊重个人选择自由，但在实际执行中，当法律权威遭遇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司法判决可能形同虚设。
八年后，由知名毛利法官威廉斯主持调解，达成双方接受的结果。据授课教师透露，Takamore先生至今仍长眠于丰盛湾——母亲的土地上。这一结局虽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映射出法律与文化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