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地区紧张局势出现缓和迹象，部分被扣押船员获释，全球航运业关于“红海复航”的讨论再度升温。
表面上看，恢复经由苏伊士运河的传统亚欧航线有助于缩短航程、降低运营成本并提升供应链效率。然而，综合安全、运营与经济等多维度因素分析，全面复航的条件尚不成熟，行业整体仍处于谨慎评估与有限试探阶段。
安全形势依然脆弱，全面护航存在客观局限
当前，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安全高度依赖复杂且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尽管达成阶段性停火，但冲突核心矛盾未解。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其对国际航运的袭扰行动与加沙局势直接挂钩，任何地面冲突升级都可能迅速引发海上通道危机。
从军事能力看，胡塞武装具备反舰导弹、无人机和海上无人艇等非对称打击手段，攻击成本低、隐蔽性强，防御难度大。虽然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等多国护航联盟提供了一定安全保障，但其覆盖范围和响应效率有限，无法为所有商船提供全程贴身护卫，难以在广阔海域实现全面保护。
此外，除直接袭击外，情报混乱、航道中潜在水雷或未爆物、以及因规避动作导致的航行事故风险，均是船东必须考量的实际问题。
供应链稳定性成优先考量，重塑航线网络代价高昂
经过一年多调整，全球供应链已逐步适应船舶绕行好望角的新常态。尽管航程延长10至14天，但船期相对稳定，货主可据此规划生产、库存与销售安排。“稳定的延迟”已被产业链广泛消化。
若大规模恢复红海航线，将引发全球航线网络剧烈重组。这不仅涉及船舶调线，更牵涉集装箱调配、港口挂靠顺序、内陆联运衔接等复杂体系的再平衡。短期内极易造成船期紊乱、空箱调度失衡及关键港口拥堵（如北欧港口集中到港压力）。对于饱受供应链波动冲击的货主与船公司而言，避免新增不确定性已成为共识。因此，“确定性”在当前决策中的权重高于“效率提升”。
经济性权衡复杂：显性成本与隐性风险并存
复航的经济效益并不清晰。绕行带来的额外成本显而易见：燃油消耗增加30%-40%，航次周期拉长导致年周转量下降，碳排放上升（尤其面临欧盟碳关税压力）。为此，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推出通行费优惠以增强吸引力。
但复航的隐性成本同样巨大，其中战争风险保险费（War Risk Premium）最为突出。该费用与区域安全等级挂钩，目前虽较峰值回落，但仍远高于危机前水平，且波动剧烈。一艘价值超亿美元的大型集装箱船单次通过红海，额外保费可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严重抵消航程缩短带来的成本节约。
同时，保险市场对风险判断常滞后或超前实际局势变化，承保条件严苛（如强制配备武装护卫、限定通行时段），进一步加大船公司在成本核算与报价上的不确定性。
行业巨头态度审慎，行动步调不一但基调一致
主要班轮公司的表态与行动反映出行业的整体谨慎：
达飞轮船（CMA CGM）率先恢复部分航线（如INDAMEX）使用苏伊士运河，但此举被视为可控的“压力测试”，旨在收集运营数据与风险评估，并非全面转向。
马士基（Maersk）强调“安全是绝对前提”，虽与运河管理局保持合作，但拒绝承诺具体复航时间表，体现商业机遇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平衡。
赫伯罗特（Hapag-Lloyd）已制定详细复航预案，但明确启动需基于系统性安全评估，且将是渐进过程。
地中海航运（MSC）、中远海运（COSCO）、长荣海运（Evergreen）等其他主流船公司仍未释放大规模复航信号，主力船舶继续绕行好望角。
这种步调差异背后的共同逻辑源于深刻教训：一次严重船舶遇袭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供应链中断及声誉影响，远超长期绕行累积的成本。
复航将是渐进、分段且条件驱动的漫长过程
红海航运的全面恢复并非“开关式”决策，而是一个渐进、分阶段且高度依赖外部条件的过程。可能路径包括：在安全评估较高的时段（如白天），对特定航线或船型（如有武装护卫船队）开展试点通航；随后随安全机制完善和保险市场稳定，逐步扩大范围。
决定性因素包括：地区持久和平协议的落实、可持续的多边海上安全机制建立，以及战争险费率回归商业可接受水平。在此之前，“安全第一”仍是不可逾越的铁律，绕行好望角作为“新常态”将持续存在。全球供应链正经历一场长期韧性考验，行业决策逻辑也正从追求短期效率转向保障长期运营稳定与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