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政变频发：制度失灵下的结构性危机
政变成常态：从偶发事件到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几内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蓬、苏丹等国相继发生军事政变，部分原本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出现军方干预政治的趋势。这一轮“政变周期”已非孤立现象，而是暴露出深层次的治理困境。
表面看，政变常以“选举争议”或“安全危机”为导火索，但其根源在于制度脆弱、经济失衡、民族矛盾与殖民遗产的长期积累。
一、文官体系失控，军队成为“最终仲裁者”
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虽仿照西方建立民主制度，但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总统权力高度集中，议会、司法及监察机构长期被弱化。一旦社会动荡或安全形势恶化，军队便以“恢复秩序”为由介入政治。
在许多国家，军方不仅是安全力量，更是实际的政治参与者。当政权合法性受质疑时，军队往往被视为“稳定器”，为其干政提供制度缝隙。
二、安全危机倒逼军方上台
萨赫勒地区长期面临恐怖主义威胁，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政府在反恐、边境管控和社会治安方面屡屡失效，导致民众对民选政府失去信心。
军队在应对危机中不断强化话语权，甚至被部分公众视为“救世主”。这种“安全失灵—军方介入—政权更迭”的模式，已成为多国政治演变的固定路径。
三、腐败固化权力结构，青年群体普遍失望
广泛存在的政治腐败和资源垄断构成政变的社会土壤。执政精英通过操纵选举、修改宪法延长任期，形成“选举式威权体制”。
年轻一代虽名义上支持民主，却面临高失业率、通胀加剧、公共服务缺失和政治封闭的现实。所谓“民主”未能带来发展与公平，使军方在特定语境下被视作打破僵局的替代力量。
四、家族统治与军政继承削弱制度合法性
在乍得、加蓬等国，权力呈现明显的家族化或军事集团内部传承特征。国家权力被私人化，合法性不再源于宪政程序，而取决于血缘、军衔或派系交易。
这种私人化治理严重侵蚀制度权威，使得政变不再是非法暴力行为，而演变为一种被默许的“政权更替方式”。
五、殖民遗产影响制度稳定性
政变高发国多为前法国殖民地，其政治体制普遍实行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军队缺乏有效监督；同时经济上依赖法国主导的货币、贸易与安全体系，制约了自主改革空间。
相较之下，英语非洲国家受英国制度影响较深，行政、立法、司法分权更为清晰，地方自治与政党竞争机制较强，军方直接夺权的成本更高、空间更小。
六、政变是对失效民主的极端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政变并非否定民主本身，而是以“纠正民主偏差”为名；民众支持军方，往往出于对现有民主机制彻底失望。
这反映的深层问题是：人民并未拒绝民主，而是无法接受一个无法兑现安全、公正与发展的“空壳民主”。
非洲政变频发的根本原因不在军营，而在长期失衡的权力结构。只要腐败与贫困并存、安全危机常态化、军队仍被视为“政治仲裁者”、殖民遗留的高度集权体制未根本变革，政变就难以根除。
政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失灵的一种爆发形式。
泛非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