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期，服装支出往往成为居民消费削减的 “重灾区”——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消费行为规律、收入预期变化与行业特性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结合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衰退经验、消费理论，以及中国近十年的消费数据，其背后的逻辑可从三个维度解析。
一、理论根基：服装的 “可选消费” 属性决定其抗风险弱
从消费经济学视角看，居民支出可分为 “必需消费” 与 “可选消费”。食品、住房、医疗等必需消费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刚性支出，弹性系数低；而服装（尤其是非功能性服装）属于典型的可选消费，需求弹性极高 —— 其消费决策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更受未来预期影响。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消费者会根据一生的收入预期规划支出。经济下行期，失业率上升、工资停滞或下滑， 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会本能地压缩 “非必要开支”，增加储蓄以应对风险 。服装消费恰好具备可延迟、可替代的特点：旧衣物可以继续穿着，无需频繁更新；基础款单品能覆盖多数场景，无需追求潮流新品。这种 “消费延迟性” 使得服装支出成为居民削减开支时的优先选择，这一规律在多国经济衰退中均得到验证。
二、收入与预期双杀：中日韩经验下的支出结构重构
经济下行对服装消费的冲击，核心是收入缩水与信心下滑的双重挤压，这一点在日本 “失去的三十年”、韩国近年经济低迷及中国近十年的消费数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1990 年代初），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 4.6% 骤降至 0.7%，服装消费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之一：1991-2000 年，日本家庭服装支出年均下降 3.9%，20 年间家庭月均服装消费从 22967 日元缩水至 11565 日元，市场规模直接腰斩。
韩国 2024 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韩国家庭服装和鞋类支出占比仅 3.9%，创历史最低，而此前这一比例长期维持在7%-8%。高通胀与高利率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被挤压，首先削减的就是服装这类非必需支出。
中国的数据更具说服力：近十年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占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
2015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占整体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8.0%（1701 元 / 21392 元），2019 年降至 6.2%（1338 元 / 21559 元）；2020 年受疫情与经济下行叠加影响，占比进一步跌至 5.8%（1238 元 / 21559 元），人均衣着支出同比下降 7.5%； 2021-2023 年虽有小幅反弹，但占比始终在 5.5%-5.9% 之间徘徊，2024 年更是降至 5.4% 的历史最低水平，人均衣着支出仅 1521 元 ，同比增速仅 0.3%，远低于整体消费支出 3.5% 的增速。
同期，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2015 年的 21392 元增至 2024 年的 34557 元，增幅达 61.5%，而衣着支出累计增幅仅 12.9%，显著滞后于整体消费增长。
瑞银 2025 年调研显示，中国居民因收入下滑与资产缩水，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服装成为消费意愿最弱的品类之一，而储蓄意愿则显著上升。
三、消费行为转型：从 “潮流追逐” 到 “实用主义”
经济下行不仅改变居民的支出规模，更重塑其消费逻辑，服装消费从符号性消费转向实用性消费，进一步压缩了整体支出空间。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日本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核心，奢侈服装消费盛行，但经济衰退后，“为身份买单” 的符号性消费迅速退潮，1991-2000 年日本珠宝和奢侈品市场年均跌幅达 8.4%。居民更倾向于购买耐用、经典、高性价比的基础款，催生了优衣库的逆势崛起。
中国的消费转型同样显著：近十年居民衣着消费从 “追求数量与潮流” 转向 “少而精”。2015 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 1701 元，2024 年增至 1913 元，十年仅增长 12.4%，但消费质量显著提升 —— 基础款、耐穿款成为主流，快时尚品牌门店客流量持续下滑， “胶囊衣橱” 理念普及，反映出居民通过 “减少购买次数、提升单品利用率” 降低总支出的理性选择 。
结语：服装支出缩减是经济下行的 “消费晴雨表”
经济下行期居民缩减服装支出，本质是 “收入约束 + 预期悲观 + 行为转型 + 行业特性” 的多重结果。从理论上看，服装的可选消费属性使其成为支出削减的优先项；从国际经验看，中日韩等国的案例反复验证这一规律；从中国数据看，近十年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占比从 8.0% 降至 5.4%，累计下滑 2.6 个百分点，充分反映出经济波动对服装消费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缩减并非全行业“一刀切”—— 那些聚焦基础功能、高性价比、耐用性的服装品牌，反而能在衰退中逆势增长。这说明， 经济下行期，服装消费的 “实用性” 终将战胜 “符号性” ，而居民支出的结构重构，本质上是消费回归理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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