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楚文字研究的过去与现在”。关于楚文字研究，我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都讲过一些，今天又多少有一些新的想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最新一辑的《古文字研究》，厚厚的一大本，集中了中国古文字学会第十九届年会的材料。从中不难看出，古文字学发展非常快，其中楚文字研究占比重最大，其次甲骨文占比重较大。
楚文字研究比例得以大幅提高，不仅仅体现在论文数量上，还包括取得的成果、经验、认识等等，影响到古文字其他各个方面。新认识的字，新的想法，已经影响到甲骨文、金文研究。可以说，楚文字研究已经占据古文字研究的前沿，这种趋势相当一段时期内会持续下去。
回顾学术源流，当前的局面，可能对我们古文字学未来的发展有一定帮助。应该认识到，六国文字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期。学术史上经常讲到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从古文字学角度来看，古文、今文的变迁，在中国文字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根本转变。
“古文”的说法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才产生的。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措施非常有效，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行“挟书律”至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这期间考古发现的随葬书籍无一例违法的例子。即使在汉惠帝除“挟书律”之后，还是接近于规定。
秦代统一全国后，废除六国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至秦二世时，古今文字已有很大改变。汉代的今古文差别更大，当时人们已经不认识六国文字，传经时古文字拿出来需要重新研究。汉初除“挟书律”后，搜寻天下古文旧书，如孔壁中经的古《尚书》，张苍献的《左传》，以至后世如项羽妾墓的古《老子》等，多与楚文字有关。
为什么说孔壁中经也是楚文字呢？孔壁中经在曲阜发现，汉朝人以为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实际上秦统一时鲁国已经亡国四十多年了，曲阜已经不是鲁国而是楚国了。看当地所出的一些文物，有楚玺、蚁鼻钱等，与楚墓随葬组合差不多。孔壁的古《尚书》若干字与楚文字一致，而张苍的古《左传》源出楚人铎椒、兰陵令荀卿，项羽妾的《老子》出于楚墓，这些应当都是楚文字。
古文之学，源于汉代，其结穴即《汗简》《古文四声韵》。宋代金文之学兴起之后，古文之学被看不起，长期不受重视。古文之学的真正复兴，应该追溯到王国维1916年撰写的《史籀篇疏证》。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东土、西土两大类，东土文字（六国文字）即《说文》古文，西土文字即《说文》籀文。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抛开《说文》讲的古文、籀文，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为东土、西土两大类，确为不磨之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秦文字，除不其簋之外，当推甘肃礼县秦公大墓，可能是秦文公、秦静公时期的，与秦篆一脉相承。所以东土、西土文字的确不一样。
这里还要提到王国维1926年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桐乡徐氏印谱序》。这可能是他最后一篇古文字学文章，比原先更进一步。他把六国文字视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整体产物，“上不合殷周，下不合《说文》”。此前不论是六国时期的金文、货币、玺印、陶文等研究，都是各自孤立的，而王国维第一次把所有这些材料统一视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整体产物。这是又一个进步。
楚文字的重要发现，是在1933—1937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大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虽然当时最好的一些学者，如刘节等，都写过文章，但基本上读的都不大对，真正能够理解的人比例很少。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发现，性质和内容当时也不能真正认识。当时的古文字学水平，还不能真正读懂楚文字，这里没有一点鄙夷前辈的意思。
楚文字更深一步的研究当推语言学界的前辈朱德熙先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抗战后方写了几篇文章，后来在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时集中起来重新发表，即《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一文。这是深入研究的开始。我个人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是在读了朱先生文章之后得到启发的。
改革开放之后，研究六国文字（不包括秦文字），我们是怎么入手的？商代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主要是金文，材料比较集中，研究很容易进去。战国文字（包括楚文字）不行，材料很分散。有金文、石刻、玺印、封泥，甚至丝织品上也有文字。材料碎片化（fragmental），研究也碎片化。比如我自己的一些工作，当时主要做的是工官铭文，容器或兵器上“物勒工铭，以考其诚”的那些内容。可是我们对当时的制度了解很有限，同时这些铭文都很短，因此论证起来没有把握。在当时入手做研究，都是从这个方向来做，这就造成常常论证不充足，不但不易证真，证伪也很困难。
这种情况的改变是从楚简发生的。楚简的发现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长沙考古发掘开始的。当时夏鼐先生主持的长沙发掘，见于《长沙发掘报告》，一共发现了三个墓的竹简，这是我们继楚帛书之后首次看到真正的楚简。第一个是长沙五里牌，然后是长沙仰天湖，然后是长沙杨家湾。杨家湾楚简每支只有一个字，我们到现在不明白什么意思。另两个都是遣策。仰天湖楚简比较多，那时罗福颐先生、史树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等都写了专书研究。这使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连贯的、有上下文句（context）的文字，与工官铭文和玺印文字等的情形完全不同。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成批的楚简书籍出现之后，这一情况完全改观。所以语言所主持召开这个会，我觉得非常必要。简帛书籍（还有文书）有上下文可寻，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些简帛有传世文本可供对照。有了上下文，我们就可以把所释的字放回去，按上下文连读，那就好多了。如果有传世文本对照，那又完全不一样了。有传世本对照，就使我们发现了很多过去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的工作，包括过去做不了的工作，也有可能做到。
楚文字之所以能够占据古文字研究前沿的位置，起了重大影响，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因为没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与之相比，没有传世本可与甲骨文比对，金文虽然多一点，也仅限于从文句上、从字词上比对。现在我们研究的楚简，有的可以成篇地从文章上比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开头所说的对楚文字乃至六国文字的认识，从汉初就开始了，从孔壁中经、汲冢竹书以来一两千年才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说千载难逢。
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事？这里谈一些个人想法。首先一点，希望我们尽可能快、好、齐备地发表材料。很多材料没有发表，很不幸的是有些材料在充分发表以前还是经历了一些损失，这是难以挽回的事。一想到发现的困难，在历史上难得的机会，我觉得最好还是尽可能快、好、齐备地发表材料。有些材料本来整理得很好，如郭店简，发表得不算慢，但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内涵，据说简背上还有编号。到底是不是编号？如果郭店简像清华简一样有编号，我们还争论简的排序干什么？它就在那里摆着呢。我希望我们做清华简整理工作的多尽一些力，尽快地把材料发表出来。但是我们能力有限，做得好不好，请大家多批评。
其次，我们应该用某种办法组织起来，解决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研究都是碎片化，那就很难办了。一大堆碎片，可能都有用，但是真正关键的实际只有一两片。我们希望解决那些最有关键意义的字。有时虽然只有一两个字，就是不认识，不会分析。我们清华简第三册里也有这样的字，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帮助。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能够把比较关键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字突破出来，解决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我还想提到，现在都知道楚文字中通假字比我们想象的多，但现在想象力度太大了，好像什么字都可以通。过去有一种说法，说章太炎编《成均图》，什么都可以转，其实章先生不是这样的看法。今天有些做法也差不多，转得太厉害了，不合理。究竟通假字有无规律？我个人认为一定有规律。当然有时候我们理解不到，觉得很离奇，那是我们的认识问题。当时是有规律的，如果没有规律，那就不要“六书”了。我想通假字的规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做的，还要请语言所、语言学界的学者给我们研究解决。这是我在这里的一个请求。非常感谢大家。
（本文系2012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出土文献与汉语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王志平据录音记录整理。原载《历史语言学研究》第7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今据《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收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
来源：出土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