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探讨了一个宏大而深刻的命题：“为什么软件吞噬了世界，却没有把蛋糕做大？”。文章的核心观点认为，尽管过去几十年的软件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前所未有的科技巨头，但其“赢家通吃”的平台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技术红利并未能普惠性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软件在重塑世界的同时，似乎更擅长于重新切分蛋糕，而非持续性地、均衡地将蛋糕本身做大。
当我们还沉浸在对上一轮技术浪潮的反思中时，新一轮以人工智能（AI）为主导的变革已经汹涌而至。这一次，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AI究竟是会成为加剧分化的工具，还是推动社会共同繁荣的引擎？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将视角转向一位身处中美两大经济体、横跨科技、资本与体育三大领域的关键人物：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布鲁克林篮网队和纽约自由人队老板蔡崇信。在一场近期的深度访谈中，他分享了自己对于中美AI竞赛、WNBA的“克拉克效应”、大公司文化管理以及中国社会对AI的真实态度的独到见解。他的观察，为我们理解当前这个由技术、商业和地缘政治交织而成的复杂时代，提供了一个宝贵且务实的视角。
一、从体育产业看“产品思维”——WNBA的“克拉克效应”与NBA的规则演进
访谈的开篇，出人意料地从体育切入。作为NBA布鲁克林篮网队和WNBA纽约自由人队的老板，蔡崇信首先谈到了运营一支职业体育队伍的复杂性。他指出，职业球队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更是一个需要维系球迷情感的“公共机构”，其中存在着商业运营和球迷情感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与运营新闻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
凯特琳·克拉克的“4倍效应”
话题很快聚焦于当下WNBA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凯特琳·克拉克效应”。蔡崇信明确表示，这位新星的加入，对整个WNBA联盟产生了爆炸性的积极影响。他用一组惊人的数据来量化这一影响：“无论是收视率、门票销售，还是赞助，我们所有的商业指标都增长了近4倍（4x）。”
这个数字雄辩地证明了克拉克为联盟带来的巨大经济价值，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伴随高光而来的是争议。克拉克作为一名身材相对瘦小的白人控球后卫，在充满身体对抗的联盟中，其打法和受到的待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甚至被一些人解读为种族层面的对立。
对此，蔡崇信的观点是，我们应该超越这些叙事，回归篮球本身。他认为，像克拉克与安吉尔·里斯之间从大学延续至今的“宿敌”关系，对联盟而言是好事，因为竞争和故事性是职业体育的魅力所在。他更希望外界关注的是联盟整体人才水平的提升，并以本赛季表现出色的新秀索尼娅·西特伦为例，她打破了联盟的三分命中率纪录，证明了WNBA正在迎来一个人才井喷的时代。
蔡崇信认为，克拉克现象的真正意义在于，她成功地将原先不关注女子篮球的主流体育迷吸引了过来，极大地拓展了WNBA的观众基本盘。
NBA的“产品委员会”
当被问及NBA是否因为球员“假摔”等问题而导致观赏性下降时，蔡崇信并没有直接评判，而是从联盟运营的内部机制进行了解读。他透露自己是NBA“竞赛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云集了杰森·基德、克里斯·保罗、“K教练”等篮球界的传奇人物。
他坦言，自己作为一个非专业篮球背景的成员，最初也感到困惑。但深入参与后，他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本质更应该被称为“产品委员会”。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项规则微调，例如修改“转换进攻犯规”的判罚，或是讨论三分线的位置，都直接影响着呈现在球迷面前的“产品”形态。每一次规则的改变，都是一个关乎比赛观赏性、流畅度和商业价值的“产品决策”。在他看来，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单场投出43个三分球，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产品”，因为它背后蕴含着千变万化的战术组合。
二、阿里巴巴的缘起与中国商业环境的变迁
从体育产业的商业逻辑，访谈自然地过渡到了蔡崇信更为人熟知的领域：阿里巴巴。
马云的“教师型领导力”
回顾当初加入阿里巴巴的决定，蔡崇信坦言，自己完全被马云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公众眼中那个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更是马云身上一种“让人们建立信念”的非凡能力。
他回忆起第一次走进马云的公寓，看到十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马云就像一位年长十岁的老师，清晰地描绘着一个宏伟的愿景。蔡崇信将马云的领导力特质归结为“教师型领导力”：
卓越的沟通能力：能够将复杂的愿景清晰地传达给团队。
识别人才的能力：像老师善于发现有潜力的学生一样，能够识别团队中的人才。
谦逊与成就他人的胸怀：老师乐于看到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样，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容纳并成就比自己更聪明的人。
这正是构建一个强大公司的核心要素。
中国互联网的四个发展阶段
谈及阿里巴巴26年的发展历程，蔡崇信将其所处的中国商业环境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
自由市场阶段（前15年）：这是一个完全由市场驱动、近乎“野蛮生长”的时期，阿里巴巴在此期间实现了大量的有机增长。
极端竞争阶段：随着互联网流量的价值被充分认识，电子商务成为了最佳的流量变现模式。一时间，所有手握流量的玩家都涌入电商赛道，市场进入白热化竞争，包括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成为了阿里巴巴最强劲的对手之一。
监管收紧阶段：政府认为，部分平台在激烈的竞争中出现了一些“越界”行为，例如垄断。因此，一系列新的监管政策出台，涉及隐私保护、反垄断等。蔡崇信认为，其中许多法规实际上是积极的，有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新常态”阶段：当前，中国的监管环境进入了一个更具可预测性的阶段。企业清楚地知道了监管的“红线”在哪里，这反而创造了一个更稳定、更清晰的运营环境。
三、中美博弈的深层逻辑——AI竞赛、地缘冲突与相互借鉴
访谈的核心进入了中美关系这一宏大议题，尤其是在AI领域的竞争。
“生存威胁论”与中国的自我定位
对于美国政界普遍存在的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的论调，蔡崇信表示不认同。但他同时表现出了理解，他分析道：“我能理解为什么身在美国的人会这么看。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在制造业、经济和科技领域都变得非常强大。这种担忧在于，经济和科技的实力最终会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构成国家安全问题。”
然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作为反驳：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中国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他们感受到的是美国正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遏制”中国的经济崛起。
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
访谈者以TikTok为例，指出其在中国国内版（抖音）和国际版在内容算法上的显著差异，前者更侧重知识性、教育性内容，后者则以娱乐为主。这引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可以从中国借鉴什么？
蔡崇信的回答直截了当：教育。他强调了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极度重视，以及整个社会对考入顶尖大学的渴望。他甚至尖锐地指出了美国教育体系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教师工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改革。
大国竞争的“权力逻辑” vs AI发展的“应用逻辑”
另一位访谈嘉宾，知名投资人戴维·萨克斯，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解释了美国对华鹰派立场的根源。他认为，世界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国家生存是第一要务。生存之道在于变得强大，而衡量强大的标准是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因此，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无法容忍一个“同级竞争者”的出现。从这个逻辑出发，赢得AI竞赛对美国而言，是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面对这种“零和博弈”的权力逻辑，蔡崇信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基于技术和商业发展规律的“应用逻辑”。
他认为，AI竞赛并非一场“赢家通吃”的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领先的模型每周都在变化，不存在绝对的胜利者。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定义了“赢”的概念：
“真正的胜利，不在于谁开发出最强大的模型，而在于谁能更快地将AI技术应用和普及。”
基于这个判断，他分享了中国的AI发展策略：
拥抱开源：积极利用全球的开源技术成果。
发展小型化模型：除了研发大型参数模型，阿里巴巴等公司也推出了适用于移动设备和笔记本电脑的17亿、40亿、80亿参数的小型模型。这种策略极大地降低了AI的应用门槛，更有利于技术的快速普及和渗透。
他用一组数据来佐证这一观点：去年，在中国只有8%的企业在业务中应用AI，而今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50%。这种惊人的应用速度，才是中国在AI竞赛中的真正优势所在。
最后，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总结道：“AI之于未来社会，就像空气一样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对空气拥有独占权。”他坚信，在医疗、生物等领域，中美在AI方面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四、AI在阿里巴巴的实践——从运营增效到业务增长
理论之后，访谈转向了AI在阿里巴巴内部的具体应用和实际影响。
蔡崇信表示，AI已经对公司的运营效率产生了显著提升，使得公司“不必再雇佣那么多人”。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的一个“小目标”是用AI来撰写季度财报，并让AI参加分析师电话会议。
在更具体的业务层面，AI的影响体现在：
代码开发：据他估算，目前阿里巴巴内部约有30%的代码是由AI辅助编写的。
消费者应用：这是AI带来最大影响的领域。通过将AI深度融入电商、地图、外卖等面向消费者的App中，用户体验得到了“巨大提升”。这种体验的提升直接转化为用户基数的增长和收入的提升，为公司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营收侧的上扬”。
关于AI对就业的冲击，他表示公司并未因AI而进行裁员，但技术的应用自然会带来工作负载的转移和人员结构的优化。
五、文化重塑、社会焦虑与AGI的未来
访谈的最后部分，探讨了企业文化、中国社会对AI的真实态度，以及对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看法。
阿里巴巴的文化重塑：“聚焦”
在回答如何管理阿里巴巴这样庞大且业务多元的组织时，蔡崇信给出的关键词是“聚焦”。他分享了自己一年半前重返董事长岗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将公司复杂的故事线，从“六大业务集团”重新简化并聚焦于两大核心：电子商务和云计算（内含AI）。这种战略上的聚焦，对于统一思想、提升团队执行力至关重要。
中国的“就业焦虑”与对AI的“全盘接受”
关于AI在中国引发的就业焦虑问题，蔡崇信的观察是，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广泛的就业焦虑，但这主要并非由AI引发。他提供了一个关键数据：中国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8%。
这种焦虑的根源，更多来自于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导致房价平均下跌约30%，产生了强烈的“负财富效应”，至今仍在影响着消费信心和就业市场。
与这种经济层面的焦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对AI技术本身展现出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政府推出了“AI+”行动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AI在社会各领域的90%渗透。社会上很少有关于“AI将取代人类工作”的大规模讨论。
对AGI的审慎乐观
当被问及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对AGI（通用人工智能）失控的恐惧时，蔡崇信认为，这种担忧并不像在美国那样普遍。一方面，政府相信自己有能力对技术进行有效管控；另一方面，他个人对AGGI的实现时间持审慎乐观态度。他认为，AGI的真正难点在于“通用”这个词，即AI需要具备将其学到的原则应用于从未见过的全新场景的能力。他判断，AGI的实现可能还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结语
蔡崇信的这场对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复杂而生动的全球科技图景。他没有陷入宏大的地缘政治叙事或空洞的技术乐观主义，而是始终以一个亲历者的务实视角，将AI的发展置于商业应用、社会现实和全球竞争的真实坐标系中。
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核心观点：竞争的本质是应用，而非输赢；技术的价值在于普及，而非垄断；社会的焦虑源于经济，而非技术本身。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份冷静与专注，将目光从对未来的无尽遐想和恐惧中拉回，聚焦于如何利用手中的工具，解决当下的问题，创造切实的价值。这或许才是应对AI浪潮的最佳姿态。